我入党后的第三天，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在孙季周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张贴标语的活动。孙季周同志安排我和刘佩忠、于春铭 3 人于“五一节”的前夜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按计划把这些标语贴在城里国民党县党部、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公安局的门前，顺着公路一直贴到了石水河西。标语的内容是：“打倒刮民党”“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所有标语的下款都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二天清晨，敌人发现了标语慌张了起来，便立即实行全城戒严， 接着俚岛、石岛的敌人也进行了戒严。周围十几里地的群众闻悉后，个个奔走相告。这次活动震动很大，首先是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了我们荣成也有共产党，也是对敌人的第一次警告。但这次活动也暴露了自己，敌人便特别注意孙季周同志，他不得不离开荣成。走时，他将党的文件交给了我，并向我介绍了刘佩忠、于春铭两名党员，要我负责这个地区的工作，同时他还告诉我，以后荣成南部有一个姓宫的同志将会与我联系工作，结果宫没有来，我也未去找他。因此， 荣成北部党的工作这时仍与特委保持着直接联系。这时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我任书记，于春铭任组织，刘佩忠任宣传。

也就是这一年，谷牧同志又在荣成斥山一次集市中散发了中国共产党的标语， 从此人民群众知道不仅北乡有共产党，南乡也有共产党。这两次行动也震动了文（登）荣（成）两县和威海卫。

1933 年春，我到了荣成寻山所县立第六小学教学，目的要在这里创设党的工作点，发展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到此后首先是着手在学生中进行工作，主要是从革命文化的宣传工作入手，在提高学生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掀起了读进步书籍的热潮，特别是在高年级的学生中，系统进行学习的达三四十人之多。当时这个学校的教员中多是一些顽固分子，给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阻力。他们宣扬我是共产党，净搞赤色的东西，他们鼓动学生学古文，反对读新书。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组织学生明里暗里同这些封建势力进行斗争。通过革命文化宣传及对封建势力一系列斗争的考验，发现了一批坚强可靠的积极分子，此时在学生中发展了张从周、于世诚、王恒泰（现名王寰）3 名党员，在这里建立了党的工作点。1933 年夏，我离开第六小学时，这里的工作交由张从周同志负责。

曹漫之与孙端夫（右）合影

1934 年上半年，我由谷牧同志介绍（谷牧当时在海阳县驾马沟村教学）到海阳盘古庄村（今属乳山市）教学。在这里完成两次由党中央通过青岛、海阳到省立文登第七乡师的文件转递工作，并由刘经三（特委委员） 派我当特委巡视员。1934 年年底，因谷牧同志要去北京，我又回到荣成，在县立第一小学教学兼民众教育馆夜校教员，此时与于春铭在城里又恢复了党的组织，并与胶东特委保持联系。根据上级指示，为唤醒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决定以县立一小和民众教育馆为基础，大力开展革命文化的宣传活动。首先是在县立第一小学的师生中，大量推荐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赤（慈）、殷夫及其他进步作家所著作的小说、诗歌、论文给大家读，还传播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在这之前还成立了一个地下图书馆。另一方面是通过在县立一小、民众教育馆夜校上课这一有利形式进行革命文化的宣传。夜校妇女多，我就多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因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所以都学得很有意思，经常接受教育者达 150 人之多。通过宣传教育，许多同志都逐步觉醒起来，不少妇女表示要走妇女解放的道路，但由于条件不够成熟，这时期没有发展组织。

发动群众 抗日救国

为了继续扩大党的宣传，鼓舞人民的斗志，配合党的工作，1936 年下半年， 我们还根据青年的特点和爱好，以民众教育馆为活动基地，组织了“青年剧团”，演员约 20 人左右。剧团成立后，便立即着手排演宣传节目，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抗日救亡，当时排演了《东北义勇军》《布袋队》《抗日的活报剧》等节目。首次在城内演出，就吸引了数百群众，被群众称为“文明戏”。“青年剧团”这新生的组织是群众性活动的开端，虽然形式不大，活动范围有限，但给后来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活动中物色培养了入党对象，1937 年春，我先后发展李耀文、李光熔为党员，从而又壮大了党的组织。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为适应时局的需要，我们将“青年剧团”改为“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剧社下设戏剧队、演讲队、歌咏队，人员由原来的 20 人发展到四五十人，并树起了“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的大旗。演出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五月的鲜花》《抗日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毕业歌》等几十种。每次演出时，演讲队、戏剧队、歌咏队都做到了紧密配合。

1936 年下半年，曹漫之与李耀文一起组织了“青年剧团”，七七事变后改为“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

下设戏剧队、歌咏队、演讲队，共 40 多人，演遍了大半个荣成。

1937 年下半年，随着全国整个抗日时局的发展，中共胶东特委在党中央和山东省委的领导下，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天福山起义。为了响应党中央“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参加抗日”的号召，配合威震胶东的这次武装起义，这个时期，我作为荣成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除领导党员、群众进行救亡宣传外，主要精力是用到了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上。当时，根据特委指示， 我和党组织的同志一起着手在城里保安队和埠柳乡农学校进行组织武装的工作。在城里是通过我与阎廉珊（阎曾在西北军干过营长）的同乡关系进行工作的，埠柳乡校是通过内线林乎加同志协助进行工作的。

曹漫之与王一平、李耀文、谷牧合影（从右至左）

1938 年 1 月 18 日，我和李耀文、阎世印、林乎加、刘国珩、汤丁光等同志在埠柳乡校，把全体教员、学员（约 30 余人）集合于乡校院中，当即宣布起义。我和林乎加同志分别讲了话，乡校校长（莱阳人）也讲了话，表示愿意跟我们走， 参加抗日。接着我们便带着队伍，携带着枪支西去文登大水泊与“三军”会合， 成为“三军”中一支重要力量。至此，我随队西去离开了荣成，投身到武装抗日的行列。

1938 年 1 月 18 日，曹漫之、李耀文、阎世印、林乎加等发动埠柳乡校起义旧址。

埠柳乡校起义我率军西去文登大水泊后，接着我又继续做城里阎廉珊的工作。这项工作，从 1937 年下半年我就开始抓，这期间，我经常借助同乡关系对他进行一些宣传教育，并要他注意把国民党的保安队掌握起来，以便时机成熟就拉过来， 阎当时答应了，并进行了一些活动，但前段一直时机不遇，未能成功。后来这件事被国民党荣成县政训处发觉，阎廉珊认定再不动手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下手攻下了县政府，并任命赵宫九为临时县长。赵宫九任县长后，撤销了对我的通缉令，并邀我回去谈判。当时，特委觉得这件事有一定的危险性，曾连续 3 次开会研究，最后才同意我回去参加谈判。谈判时赵宫九、阎廉珊和一些科长都在，谈判中我根据特委研究的意见提出了 3 个条件：一是必须承认荣成所有的抗日组织都是合法的，人民有武装抗日的自由；二是要免除一切苛捐杂税；三是要保证每月供应“三军”500 块银元；四是要拿出 20 支枪来支援抗日。这些条件，除枪支只给了 8 支短枪外，其他条件都接受了，并有实施，如当时就给“三军”送了 3 个月的银元。谈判的当天晚上，在阎廉珊家我与他商定，3 天后将阎控制的队伍拉出来。3 天后，阎廉珊果然将队伍拉至荫子夼。这支队伍当时被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十一大队”，对促进抗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苏联法律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合影

曹漫之（1913—1991），男，原名曹元鹏，山东省荣成县（现荣成市）成山一村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荣成县城厢支部书记，荣成县早期党组织领导人之一。1934 年，由谷牧推荐担任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负责党中央文件传递工作。1936 年与李耀文一起组织“青年剧团”，以抗日救国为主题，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抗日进行曲》《毕业歌》等剧目。1945 年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后兼任胶东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1948 年调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邓小平等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淮海前线总前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主持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三大公约、七项守则》和《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入城守则公告》等文件。1952 年后从事教育工作，任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教授。1979 年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制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华东政法学 院副院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顾问、上海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上海市老人社会学研究会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