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回忆】在文登乡师的峥嵘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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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登乡师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谷牧 高小毕业了,下一步做什么?我还想继续念书。祖父却踌躇不定,因为我念两年高小,家里已经卖了二亩地,高小毕业生当个初小教员还是可以的。但我不甘心,还想上学读书。正值这当口,在文登县新建的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文登乡师)招生。这里我要说说山东办乡村师范学校的一些背景: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受梁漱溟的影响,在山东逐步推行“政、教、养、卫合一”的制度, 基层是乡农学校,这种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还为政权服务,并推广一些先进耕作技术,同时还是一支武装,学校里配备有枪支。对这段历史,学术界似乎没有人研究。我个人分析,当时广建师范,除了是适应民国时期发展新式教育的需要,也是为山东独特的教育体系培育师资。虽然韩复榘未必深刻理解梁漱溟的追求,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行与蒋介石中央政权有所不同的教育制度,以适应自己军阀政权的需要,但这点不同也为共产党和梁漱溟、陶行知等民主人士革命和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后来山东的各个师范出了不少著名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抗战爆发,韩复榘逃跑后,许多乡农学校的师生带着他们的枪支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 例如:原北京市市长林乎加,原商业部副部长高修、任泉生,原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李研吾等,这些胶东籍的干部多出自乡农学校或师范,当然也包括下文将提到的一批同学。师范不收学费,每月还给五元钱的津贴,除去花四元吃伙食以外, 还有些零花钱,于是祖父同意我报考。我一考就中,并且又是名列榜首。 谷牧旧居室内展场景一角 得知被录取后,我找了孙寄舟(即孙己太,原名孙季周)。他告诉我文登乡师校长于云亭是济南来的地下党员,要我找他接党的关系。1932 年 2 月,于云亭已受山东省教育厅委派,任文登乡师筹建处主任,接受了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并逐渐使乡师成为党在胶东活动的重要基地,有时直接领导了周边各县党的工作,因而第七乡师又有“红七师”的美名。就这样,我于 1932 年晚春转为中共党员。现在看来手续不完备,很不正规,但在当时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文登乡师,在文登县城东南杨家疃,周围是农村。于校长依照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的办法来办这所乡师,提出要培养“工农身手、科学头脑、革命精神、健康体魄、艺术情操”的人才,聘请了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任教。暑期, 我们利用文登县立第一小学二部(文成北宫)假期校园空置的机会,暂在此上课。9 月新校址完工后,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学校教室楼门两侧挂着陶先生的著名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向稻粱黍麦菽稷下功夫”,横批“到乡村去”。学校内一面大墙上画着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东三省地图,写着仿岳飞字体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餐厅里还张贴着“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不劳动者不得食”等宣传标语。于云亭校长对校园所做的这些布置,营造出一种使我们振奋的气氛。 我到校后不久,学校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当时有党员十多人,大约教师和学生各占一半。选支部书记时,多数人推选于云亭校长担任。于校长说他目标大, 容易暴露,建议我当支部书记,他以校长的合法身份掩护党组织的活动。结果我当了党支部书记,记得组织委员是丛烈光,宣传委员是邢礼文。教师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由于校长当组长。为了党支部便于活动,于校长借口我关节炎病情严重,不宜住潮湿的新建的学生大宿舍,专门找了间小屋让我住进去,作为党支部的秘密活动场所。 当时,东北沦陷已逾一年,抗日救国的呼声震动全国。文登乡师的学生大多数出身贫苦农家,爱国思想强烈。这所学校僻处胶东一隅,属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的地区。教师中党员和进步青年居多,这就给党支部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当时,党的工作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宣传爱国主义,传播马列主义, 国文课、历史课都结合这些内容展开。在国民党规定的《党义》课堂上,教师给学生讲社会发展史。从1933 年夏天起,一年级学生人手一册《政治经济学》,二年级学生人手一册《社会科学概论》。这曾引起国民党文登县党部的注意,派人来查过,但被巧妙掩饰过去了。二是办进步刊物。学生方面,我主编了一张叫做《火线下》的文艺小报,有时油印,有时石印。我在这个小报上,每期都发表一篇小说或评论之类的文章,由此也奠定了我这个支部书记在党员和广大师生中的威信。教师方面,国文教师李琴吾(党员)办了个名为《教师之友》的小报。三是组建了“反帝大同盟”“新科学研究会”“新文艺研究会”等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团结教育大多数师生。四是到社会上开展活动。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交几个农民朋友,并在农村办了农民夜校,由乡师学生轮流任教,教农民文化,结合宣传救国和革命的道理;还编排一些小节目,如舞蹈《渔光曲》等,到农村演出。1933 年五一节,乡师印制了《告胶东工农群众书》,在烟(台) 石(岛)公路两旁村庄中散发。五是壮大党的队伍,在从各种进步活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里培养和发展党员。到 1933 年秋,文登乡师已有党员三十多人,王一平、刘其人等同志都是在这里入的党。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骨干。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正当文登乡师党的工作红红火火开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一个叫张童华的党员追求一个女学生,人家不同意,他死皮赖脸地纠缠。于校长批评了他,我也批评了他。这家伙恼羞成怒,扬言“不是以红色对付你(告密),就是用手枪对付你”。根据这一情况,为了安全和工作需要,党组织安排我到海阳县驾马沟村任小学教师,对外假称是北平来的学生,姓名也改为刘曼生。 这是 1934 年初的事。我离开文登不久,张童华就告密叛变了。 1978 年谷牧在文登师范门前留影 我在驾马沟小学教书期间,任胶东特委秘书,组建秘密联络站, 特委和各县委通过这个站联系工作。有些同志在原来的地方待不住了,也到我这里躲一躲,走的时候,问我发薪水了没有,我就拿出一两元钱给他们作路费。当时我的工资每月 18 块大洋,自己吃饭零用五六块钱就够了,还可以为党组织提供些许资助。我还介绍曹漫之到海阳盘古村任小学教师,在那里建立了党的另一个秘密联络站。 在驾马沟待了半年后,我的身份暴露了。那是 1934 年的暑假,驾马沟一带在文登乡师念书的学生,发现“北平来的刘曼生”就是乡师的刘家语(谷牧本名)。我待不住了,怎么办?经与特委同志商量,决定派我去北平——当时胶东特委与上级失去联系已有一段时间,他们要我去北平找上级组织。我也想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解革命到底是怎么个干法。辞家上路时,母亲拿出她积攒多年的十块私房钱给我。我不要,她一定要我带上,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出村头很远。我当时的心情大家是可以想见的。以后每每读到郭沫若的那首别母诗:“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就联想起我那次别母的情景。此后数年我在外面做党的地下工作,为了不牵连家庭,没有回过家,也没写过家信。母亲想我想得发疯,常在夜里到街上喊着我的名字:“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凄痛难忍,曾经写过一首诗,还记得有这样两句:“寒风冷雨阻不住,夜夜街头唤儿归。” 1933 年,谷牧在乳山教学期间,常在赤家村召开党的秘密会议。 20 世纪 50 年代毛主席经过济南时,曾要我陪他乘火车南下,一路上的谈话都无拘无束。我曾大胆地向毛主席提出:“党史所载王明路线造成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不准确,山东党组织虽遭到破坏,但仍保留了相当实力。” 现在回想起来,山东党组织之所以经历王明路线的破坏仍未伤元气,除了因为山东被军阀统治、白色恐怖没有国民党中央直接统治地区那样严重,广大群众支持、同情共产党人之外,教育界的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不但掩护了许多党员学生,而且不断培养出新的革命青年和进步青年。 我一生对曾教导过我的文登师范于云亭校长、荣成县立第一高小的唐述尧教务长等老师均怀着深深的敬意。后来我在北平搞左联工作时出的杂志《浪花》《泡沫》, 以及我在《华北日报》《北平新报》等报刊发表的《海上的斗争》(连载)等以家乡为题材的作品,都给两个母校寄去了。因地下工作的需要,我不能署真名,也不写地址,但老师们心里都明白。 谷牧拜望文登乡师老校长于云亭 谷牧 1978 年回乡时与老师唐述尧合影并题字 谷牧(1914—2009),男,原名刘家语,山东省荣成县(现荣成市)东墩村人。1931 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为中共党员。1934 年任北平左联支部代理书记,1935 年在张学良东北军学兵队做兵运工作,1938 年策动万毅部起义,后任山东分局秘书室主任,滨海军分区政委,中共华东局秘书长等职。1948 年 9 月济南解放后,谷牧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市军管会政委。1952 年 2 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书记。1954 年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1965 年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66 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政委。1975 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0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 年, 任国务委员。1988 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9 年 11 月 6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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