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竹

理琪同志对胶东党组织作出了特殊贡献，这是公认的。理琪同志是在胶东党组织最困难的时候，担负起胶东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的，他英勇果断地确定党的行动方针，制定出正确的行动措施。在党正面临溃散的情况下，又把党的力量凝聚起来，引导党的健康前进，终于使胶东共产党成为胶东人民最信赖最拥护的党。而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力量，也是胶东人民坚定抗日的骨干。

理琪同志在胶东的工作，已有不少同志写过回忆录，对理琪同志的工作，做出了适当的评价。我这里写的，没有新的重要历史事实，更提不出创造性的观点。但是，写出了一些具体事例，这对了解胶东党组织在 1935 年秋后到 1938 年春这一段历史和对理琪同志的了解，也许有点用处。

一、理琪同志第一次到胶东

理琪同志第一次到胶东，具体讲是到沟于家村，是在 1936 年 1 月中旬，即阴历 1935 年 12 月中旬，这时“一一·四”暴动已失败，国民党县政府正在清剿共产党员，杀了一些好同志，也杀了不少无辜群众。人民是处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这样的环境怎么保护理琪同志的安全呢？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谈谈沟于家村党支部参加暴动的情况和怎样跨越国民党县政府的“五家连环保制”。胶东特委对暴动的总部署，我谈不准，以我听到和记忆是这样的：先把荣成县的石岛拿下。当时，石岛的地下党组织，还有些影响力，石岛电话局、汽车局都有党的组织，有的负责人还是共产党员。当时计划把石岛的反动武装缴械后，即乘坐汽车西上攻打文登县城。另外几支暴动力量，把牟平、海阳、莱阳等县打下，留下主要力量在这几县同敌人周旋。分出一部分力量打到鲁南去，在鲁南建立根据地，以便互相呼应。沟于家党支部的任务，是动员一部分群众、党员同他们一起，到大水泊去，等候打石岛的暴动队伍。打下石岛，坐车西上到大水泊时，加入进去，一起去打文登县城。

文登县政府当时在农村的统治形式是“邻闾制”，五家为一邻，选邻长一人；五邻为一闾，选闾长一人；闾长上面是村长，由全村成年人投票选举，谁的票多谁就当选，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在暴动失败后，不多几天，文登县政府布置下来，每邻都要连环保，发现哪一家有共党分子，五家连坐（即“五家连环保制”）。当时，支部对某些有顾虑的人做了工作，结果，全村都以邻为单位互相保了，还按了手印，村子也就平静了。

正在这时理琪来到沟于家村。

我们分析，当时文登县清剿重点是在二区，文登县东部还没有引起县政府的注意，沟于家村也没有异常现象，理琪同志住在这里，是可以保证他的安全的。我们也考虑过，要保证理琪同志的安全，还要有个好的党支部，沟于家村党支部应该说是个好支部，支部中活动较多的党员，同群众的关系也是好的，是受到群众的信任的，村里有点什么情况，支部很快就可知道。

支部工作，日常中就是两件事，发展新党员和过好党的小组生活。这里说的介绍党员的做法，离现在的现实已很远了，但现在的青年党员可了解下这方面的情况——现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在历史上也是经历过艰难岁月的。说一下在农村发展党员的例子：要发展一个新的党员是很慎重的！准备发展谁，是经过考察分析，认为他经过教育可能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才开始对他进行工作。一开始多是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谈起，这些事都有切身体验，可以很自然地你一句我一句地交谈看法。逐步地谈话范围宽了，可谈到盐霸、渔霸和高利贷的无情掠夺，地主豪绅的欺压剥削，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穷的处于饥寒交迫中，以引导他们认识这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看他们的反应，如果他们很注意听，可再说“听说南方已有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过好日子”，他表示“有这样的党他也参加”，再把情况报告给支部，支部考察认可后，即可进行发展他入党的下一步工作。做这些工作， 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同时有一套党处在底下的秘密工作方法，在他正式入党前， 是不会发觉你是共产党员的。新党员入党后，要进行党纲、党章、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等教育，还要定期参加党的小组生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提高同志的觉悟，增进同志间的团结。还要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做群众工作，团结和教育农民。

唤醒民众建立党组织——理琪在西字城邓汝训家（画像）

1935 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几，文登县政府通知下来，各村都要驻兵，坐镇清查共产党分子。兵真的进村住下，情况就变了，是大敌压境，能否保证理琪同志的安全，几个同志研究过，认为敌兵进村住下，有人可能向大兵说出谁是共产党员，理琪同志的安全就难保了。当时议定理琪同志先到威海住几天，如果大兵进村不出什么事而撤走，理琪同志即可回来。事实是派兵进村坐镇清查，是放了一个烟幕弹，没有兵进村，而展书堂已率部回济南了。这时，即同理琪联系，可以回到沟于家村，众所周知的原因，同理琪的关系中断了。理琪同志这次到胶东时间很短，但他全力了解党的情况，了解暴动情况，掌握的实际材料不少，他离开胶东后，很可能把了解的情况联系起来，思考过，已形成如何整顿和加强胶东党组织的想法。

二、理琪同志第二次到胶东

理琪同志离开威海后，无法联系上了。在 1936 年 4 月上旬，张修己突然接到理琪一封来信，询问胶东情况，能否回到沟于家村。张修己接到这封来信很高兴， 即写信回去，告诉理琪可以回来，而且越快越好，这时理琪离开威海断绝联系已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原胶东特委委员刘振民同志，就勇敢地把胶东特委的工作承担起来。

刘振民同志有个特点，很会接近群众，能把群众心里想的什么了解清楚。他了解了党员的一些情况，不少党员还是要坚定干下去，但得不到上级指示，互相一时也联系不起来，更多的党员是看看情况再说。而原先同情党的群众，不少人是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刘振民心中已明确要把党员的劲头鼓起来，他就讲起“失败是成功之母”——暴动虽然失败，党的影响在逐步扩大，在胶东谁不知道有了共产党？国民党的报纸也发表了胶东共产党领导农民暴动的消息，这对全国革命也是极大鼓舞，陕北红军东进，就是来接应我们的。我们要组织第二次暴动， 暴动的准备工作先开办训练班，训练第二次暴动的军事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

在 1936 年 3 月间，集中了部分同志到昆嵛山里受训，沟于家村去了三个同志，有我一个，我们是在昆嵛山北头一个村睡到天快亮开始进山，那时山里还没有什么人，感觉没有谁会发现。我们到一座山庵，有三间大的一座房子，刘振民同志已在那里。炕点了一大半，炕头有炉灶，因为山上无法种地，没有农具，有斧头、镰刀，是砍柴割草做饭、取暖用的。另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参加训练班的人还未到齐，没有正式开课。刘振民同志利用拼音字母编了一套军用旗语。我学过拼音，学起来困难不大，只是要加深记忆，没有学过拼音字母的，学起来就很困难了。我们当时没有想到隐蔽，各自找一块便于立足的地方，就练习起来， 估计可能有人看见我们，向文登二区或县里报告了。第二天天亮不久，我们的岗哨发出敌人已进山的信号，敌人听见了，就开枪向他射击，我们听到枪响，知道敌人来了，就各自选择便于隐蔽又便于退出山里的路。敌人子弹打了不少，一个同志负伤了，但还可以走路。我们都陆续回家了，负伤的同志也不敢找医生治疗， 用土办法治好了，参加训练班的另外同志，也没有谁被捕，只是山庵被彻底烧毁了。看庵的王开仁没有跑，把他捆绑起来狠狠地打，问跑掉的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来这里干什么？这些问题，看庵的一个也答不出来，后来押到县里，用尽酷刑，也没有问出什么来。听说后来就取保释放了。这次训练班受到这样打击，再组织起新的训练班也不容易，第二次暴动暂时也就不再提了。

理琪同志回胶东后，首先知道刘振民同志办的训练班和准备第二次暴动的意见，当即批评这是不对的，停止了这方面的一切工作。如果按照刘振民同志的想法做下去，胶东党组织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时清乡已缓和，理琪可以更多地接触一些同志，了解的情况也更多了，开始写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信大概在五月底前写成，这封信 1938 年时重印过，印数不少，看到这封信并不难。我只把某些内容提一下，不详细介绍了。这封信开始批评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而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步步深入中国内地，全国人民已掀起抗日热潮。接着分析了胶东党组织的情况，批判了胶东党组织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要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的基层建设，特别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理琪是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信任，也得到工农干部的信任的，他是把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团结在一起，齐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理琪同志发挥不同干部的特长，克服党的困难，挽救了胶东党组织，他写的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是从政治上、组织上，把胶东党组织引向健康发展道路，而他在实际工作中，又把知识分子干部同工农干部团结在一起，使胶东党组织有了坚实的基础。

1936 年 6 月至 7 月间，因为沟于家村发生了点特殊情况，理琪不得不离开沟于家村，经过几个村庄住下又转移。后到烟台，以学习为名考入烟台某一学校。在学习过程中，因理琪同吕志恒同时介绍一个同志入党，而互相认识，也了解了都是胶东党组织的负责人，经北方局批准，理琪为胶东特委（编者注：应为临时工委） 书记，吕志恒同志为副书记。到年底，因叛徒出卖，理琪和石匠俞被捕了。后把理琪送到济南监狱服刑。到 1937 年国共重庆谈判，确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时经党的交涉，理琪被释放了。山东省委确定理琪还回胶东工作。

三、理琪同志第三次到胶东

这支武装抗日队伍的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抗日，号召有枪的把枪拿出来，欢迎青年参加到队伍中来。文登县政府已了解了这支队伍枪支不多，他们把县政府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当队伍走到文登岭上村时，突然实施包围。大部分同志突围出去，但宋澄同志和各中队的指导员还有部分战士，没有向外冲，而是向国民党的官兵据理说明，国共已合作抗日，蒋委员长也讲“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我们抗日有何罪？要他们把部队撤开，让我们继续进行抗日活动。敌人根本不听，把他们逮捕了，共捕了 20 多人，还杀害了几个同志。

这支队伍去过的村庄，进行的宣传是有影响的。

这支队伍着装不整齐，有穿长袍大褂的，有穿农民习惯穿的那种棉衣的，但他们的纪律是严明的，对群众的态度是好的，群众认为这是一帮好人。群众有了这种印象，对我们以后反对顽固势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起义得到的深刻教训是，蒋介石口头上说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他不仅不准你抗日，还要消灭你。天福山起义后，胶东特委一面稳定党的组织，同时准备再组织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当时威海专员公署的专员是孙玺凤，他有个弟弟叫孙明光，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在天福山起义前或“岭上村事件”前到过沟于家村，是以“民先”身份和理琪见过面的，谈话时间较长，内容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我们能同威海专员联系上，发展成威海起义，孙明光同志是起了穿针引线和促进作用的。

天福山起义后，过了不太长时间，理琪到了威海，见了专员。互相交谈后， 理琪得到专员的信任，专员讲了，他是抗日的，但要回家乡抗日，而公安局是亲日的，要把他扣下，不准他离开威海，他要求能保证他安全离开威海。理琪又同威海政训处孙端夫同志见面，做了他的工作并介绍他入党，孙端夫同志决定率领政训处人员参加到威海起义行列。威海还有一支最大的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武器最好，也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上能左右威海局面的，即海军教导队。理琪做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表示不参与公安局与专员之争，保持中立。这样理琪就有信心保证专员安全离开威海，理琪同专员谈定，我们保他上船离开威海，他给我们一批枪支。

有一天，天还没有亮，我还在睡梦中，张修己把我叫起来，告诉我迅速赶到威海某某大车店，那里有人联系我。沟于家村还去了几位同志，后来知道从其他地方也动员了一批同志去威海，也有昆嵛山带枪的几位同志，到了某某大车店， 即有人把我们送到专员公署。在专员公署，我看到理琪同志，看样子他很忙，对我说了一句话，“快武装起来，准备战斗。”当时，步枪和子弹都有，去的同志都背起步枪，子弹也很多，晚上就住在专员办公室里，地上有地毯，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休息。第二天中午，理琪同志把大家集合起来，他讲，威海专员要回到他的家乡抗日，我们要把他安全送上船，专员给我们一批枪支，谁要阻挡就要和他战斗。讲完后，我们即排成队，专员坐着汽车慢慢前进，我们以战斗姿态端着枪随后。到达码头，专员上船，我们回到专员公署，这时理琪又把大家集合起来， 他讲话的大意是：我们不能留在威海市，我们要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抗日，扩大抗日队伍，我们要安全撤出威海市。这里已雇好两辆马车，把背不完的枪支、子弹、军服等，装在大车上，同起义队伍一起，浩浩荡荡离开威海市。到达桥头集时，已是午夜，部队在这里稍事休息，同时派人先到沟于家村及附近的几个村庄， 安排部队住宿的地方。

这里叙述一下，对威海起义的某些议论：当把专员送上船，我们回到专员公署，后来有同志认为，可在那里再住几天，至少可以从商会那里弄一批钱，作为抗日经费。这个想法不太切合实际！我们当时虽有百八十人，都有枪，但是，是临时集合在一起的，很难说有多大整体战斗力。而我们这支队伍可以说一夜之间在专员公署中出现了，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下钻出，公安局是弄不清楚的，是否还有看不到的力量，公安局也猜不透。如果再住几天，我们的情况，被公安局摸清楚，同我们打起来，我们不一定能占多少便宜。当时很快撤出是对的。

威海起义，是胶东特委主要是理琪同志正确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地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成功地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武装抗日力量，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值得把经验总结出来，我只是一个参与者，可惜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这里还要说一下的是，海军教导队采取的中立态度，是我们顺利撤出威海市的一个重要条件，当起义队伍到沟于家村时，理琪同志还派专人给教导队送去一封信，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并希望一同抗日。

起义队伍在桥头集休息一阵后，天亮不久即进驻沟于家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庄， 这时在岭上村被捕的同志也都回到了沟于家村。

在沟于家村期间，把部队整编好，成立了大队、中队，队长、政委、中队长、指导员都已任命，责任明确，另外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员会，理琪任主席，吕志恒任副主席，设立了政治部（相当于现在统战部）、军械部、军需部、妇女部等，都确定了负责人，这些都是由军政委员会领导下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