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回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纪念天福山武装起义60周年
 
发布时间:2023-10-27 09:03 访问次数: 作者:柳运光 刘中华信息来源:市委党史研究院党史研究科 字号:[ ]

                   

柳运光                                                                       刘中华


一、天福山武装起义是胶东人民八年抗战史的起点

1937 年 12 月 24 日,不仅是文登市人民,而且也是全胶东人民都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因为它是中共胶东特别委员会(简称“胶东特委”)领导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胶东人民,为奋起反抗日本侵略军,首先树起抗日大旗,为创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而举行武装起义的日子。

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为全面侵略和灭亡中国而于 1937 年蓄意制造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我党中央于 7 月 8 日便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不分党派、阶层,团结一致,实行全面抗战。不幸的是,在蒋党政府积极反共、反人民和消极抗战的两面政策下,使华北的大片国土,在几个月内便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身任国民党第三路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当日军还只推进到黄河北岸之际,他便率领其省府官员和十万大军慌恐南逃,致使日军毫不费力地便于几个月内侵占了省会济南,而后又兵分两路,南下泰安、滕县,东进周村、张店等地。而身任蒋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以及驻防胶济铁路东段的蒋党第五十一军,也都在未见日军踪影的情况下,撤逃到徐州去了。在此情形下,地处黄海之滨的胶东半岛,已在事实上变成无人保护的沦陷区了。再让我们回头看看本地的所谓“父母官”们又是怎样呢?那些外地籍的, 一方面还在借以“抗日救国”之名,加征苛捐杂税,搜刮民财,以肥私囊;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急急地整备行装,以便随时可以携眷脱身逃跑。而本地籍的,除和前者一样在借机大发国难之财以外,则是想方设法同地方豪绅恶霸勾结一起, 扩大个人势力,以便能够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甚至还有少数地方官员丧尽天良,准备卖身求荣,等待日军来后,充当卖国汉奸!在我胶东八百万人民处此水深火热面临当亡国奴的险恶之际,正是中共胶东特委组织自己的党员带领人民群 众,于 12 月 24 日在文登市天福山大庙场地,庄严地举行了武装起义,率先树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第一面抗日大旗。这次的天福山起义成为胶东人民八年抗日战争史的最先起点。


二、天福山武装起义部队的根苗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

翻开山东抗战史册,使我们可以得知,高举抗日大旗,发动天福山武装起义, 从时间上来说,不仅在胶东地区居于首例,在全山东地区也属于为数不多的先例。

1937 年 9 月下旬,山东省委曾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建抗日部队的十条纲领,要求各地党组织抓住日军入侵、国民党军溃逃和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之机,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积极迅速地把人民群众组织动员起来。10 月上旬,当沿津浦铁路南下的日军侵占了禹城、平原并正威逼省会济南之际,省委又于中旬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各地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胶东特委在前一阶段准备的基础上,乃于12 月 15 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中,正是根据刚从济南获释出狱的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带来的省委上述指示精神,决定立即行动,并且很快于 12 月 24 日在特委驻地就近的天福山上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胶东特委之所以能够及时而又顺利地发动了这次抗日武装起义,无疑地首先是由于它在执行省委的指示方面表现出的坚决、果敢和行动迅速;但同时也还有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前在特委手中有一支现成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所以,当 12 月 15 日特委在扩大会议上做出“立即行动”的决定之后,便一方面号召各地党员带领自愿参加抗日的青年、农民按时前来起义地点,另一方面又同时通知这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立即准备出山,按时会合参加起义。

在此,需要着重叙述的是,关于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本身和它在这次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当时,就这支红军游击队的人与枪来说,虽然为数不多,但它却是一支吓不倒、打不散的久经考验的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诞生于 1935 年胶东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繁重不堪的苛捐杂税以及反抗其因修路而霸占民田、强征民工所引发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之际,即史称的胶东“一一·四” 大暴动。不幸的是这次暴动发起之后,便遭到韩复榘的大军镇压,不仅起义的农民群众受到残酷的捕杀关押,也使党的组织遭到了一次严重的破坏,使这次暴动最终失败。正是这些英雄好汉们,擦干了眼泪,抹掉了血迹,从失散中重新集合起约 30 人,以老共产党员于得水为首带到昆嵛山里,继续顽强地坚持革命斗争。由于暴动的失败和党组织的破坏,他们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党的领导失掉了联 系,然而,他们没有屈服,更不肯散伙。他们在孤立无援、忍饥耐寒等极其艰苦的情况下,采取昼伏夜出、机动灵活的游击方式坚持着顽强的革命斗争。一直到1936 年,理琪同志于春夏之交来到胶东,经过重整旗鼓,使各县区党组织逐渐恢复之后,才使他们同党组织领导取得了联系。他们的斗争信心十足,游击活动也更加活跃。不仅在山区里开拓了自己的生存天地,并且还经常帮受欺压的贫苦群众去惩治那些豪绅恶霸。由此,他们也得到了昆嵛山周围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从 1935 年“一一·四”暴动到 1937 年 12 月 24 日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整整是两个春秋,这些英雄好汉们的革命心血没有白费,为党为人民创建保存下了这支吓不倒也打不散的武装队伍。这支武装队伍在新的形势下,突出地显示出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之所以能够及早发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之所以能够公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名义高高举起,都是同这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分不开的。起义当天成立的 60 余人的“三军”第一大队,就完全是以这支红军游击队为主要基础组织的。而它在组成后的第二天,便遵照特委指示,开赴到各乡镇,公开以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名义,根据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深入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武装宣传活动。他们所到之处,不仅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且还从各方面的活动中同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亲情”,所以,每到一村人民群众都赞不绝口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真正为国为民的好军队。”由此也为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下了崇高的政治声望。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队伍完全继承和发扬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吓不倒、打不散”的顽强革命精神,突出的事例举以下两点:

第一就是“岭上事件”。第一大队刚刚成立后的第五天,队伍执行武装宣传, 行至文登城西岭上村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县长李毓英部队 300 多人的埋伏袭击。当时,除大队长于得水率领部分人突围,其余包括大队政委宋澄在内,共 29 人被捕入狱,于得水同志率领的部分人员,当即回到了特委机关。而被捕入狱的 29 位同志,经过狱中坚贞不屈的正义斗争,加上特委在狱外所施加的压力,不久迫使李毓英不得不将其余 26 位同志全部释放(3 位同志已遭杀害)。而这 26 位同志在宋澄同志率领下,全部安全回到特委机关。接着,特委便将这部分同志又同以孙端夫为首刚刚从威海起义拉出来的部队合编为“三军”第一大队;以于得水率领突围出来的一部分人员同林乎加为首的从荣成埠柳乡校起义带来的部队合编为第二大队;另外还将三军起义的另一部分编为特别大队。这完全说明,“岭上事件”的不幸遭遇,不仅没有使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三军”第一大队夭折,还使它得到了新的发展壮大。从此也使“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声威大振。

第二是攻克牟平城、大战雷神庙。这场战斗,是胶东人民抗战打响的“第一枪”,从而使抗日烽火迅猛地燃遍了胶东大地。在此,我想着重一述的是,这次战斗是发生在 1938 年的 2 月 13 日,也就是天福山起义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部队本身情况来说,即没进行任何军事训练,又无战前充分准备,但却敢于同各方面都优于自己的日军英勇地战斗、顽强地拼搏,以致最后胜利地冲破了敌人七八个小时的围攻。这种不畏任何强敌、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我以为正是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和天福山起义部队播下的“吓不倒、打不散”的硬骨头精神一脉相承。为此,我曾以诗歌形式把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情况做了以下简要概括:

巍巍昆嵛何其傲,藏龙卧虎聚英豪。

共产党人播火种,唤起民众改世道。

抗捐罢税反修路,五县暴动起狂飚。

  韩大“青天”惊破胆,急派大军来围剿。

捕杀关押徒枉然,游击健儿仍活跃。

理琪来到昆嵛地,重整旗鼓作先导。

西山火种东山播,天福山上在燃烧。

  武装起义创“三军”,抗日大旗举更高。

牟平大战日伪军,打响胶东第一炮。

烽火燃遍胶东地,逐日驱蒋立功劳。

英雄业迹史册载,莫忘昆嵛育根苗。



三、天福山武装起义为我人民解放军铸造一支“雄风长在”的英雄团队

抗战期间,在胶东根据地军民中,都知道有支名声非常响亮的十三团。这是因为:

第一,它在军事方面能征善战,英勇顽强。它曾多次运用奇袭伏击的游击战术干净利索地消灭过日伪军,也曾不断地打退过向我根据地骚扰进犯的日伪军, 更英勇顽强地拔掉过敌人设防强固的碉堡据点。它的突出特点是:不怕强敌、敢打硬仗。在整个抗战期间,不但伪军闻风丧胆,连日军也怯战。所以,根据地军民都称它是一双“铁拳头”、一把“钢尖刀”。

第二,它在政治方面能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拥政爱民”政策。每逢日伪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侵犯“扫荡”时,它都能不惜自己的一切而全力以赴为掩护地方党、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去英勇奋战。在平时驻防休整期间,不仅对当地军民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还能帮助他们生产干活,以至同他们结下 “鱼水亲情”。

天福山起义部队发展壮大树形图

了解胶东军史的同志都知道,十三团的前身正是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根苗,经过天福山创建起来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第一、二大队。后来,几经变化与整编,到 1939 年夏秋,又以他们为基础,同蓬、黄、掖发展起来的一部分精华部队合编组成的。由于该团基础较老,军政素质都较高, 加之其战功突出,所以,被公认是胶东几个主力团中的尖子部队。在抗战期间, 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在军事上曾起到过主干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十三团也曾是最早走出胶东的团队之一,被编入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成为其下属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从此,成为驰名华东战场的一支主力团队。在连续不断的大小战役中,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它那固有的“不怕强敌、能打硬仗” 的优良战斗作风。

在此,值得特别记述的是,1948 年 9 月 24 日,在济南战役获得全胜之际, 它曾荣获中央军委毛主席专电授予的“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这也是中央军 委前所未有地直接授予团级以上单位的最高荣誉称号。而它之所以能够获此最高   荣誉称号,正是因为它在“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役过程中,曾立有特 殊功勋,特别是在突破敌人称之为“固若金汤”的四道防线中的最后一道所谓 “死守的核心防线”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更值得弘扬的是,该团在获得中央军委的这一最高荣誉嘉奖之后,全体官兵都能做到,即不满足,更不骄傲,把“济南第一团”作为部队的光荣旗号,作为激励自己继续奋发图强的动力,以求争取再立新功!

在济南战役之后不满两个月的时间里,即在 1948 年 11 月中旬,我军开始展开淮海战役,在碾庄圩首歼黄伯韬兵团的战斗中,该团又率先攻破敌人的主要阵地而荣立新的战功。接着,于 1949 年 4 月 20 日,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中,他们又荣立“渡江第一团”特大战功。

中央军委授予华野九纵七十三团“济南第一团”旗帜

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他们肩负着“济南第一团”的光荣旗号,仍然继续为保卫新中国的边防和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如在胜利之初, 为预防蒋军残余对大陆的骚扰进犯,他们曾奉命去完成东南沿海的边防任务;“抗美援朝”时期,他们奉命跨过鸭绿江转战于朝鲜战场;当中苏边境紧张之际,他们又奉命挺进塞北大漠;在中越发生武装冲突之际,他们又参加过老山自卫反击战。

总之,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根苗,经天福山武装起义成长起来的这支英雄部队,如果从 1935 年“一一·四”暴动算起,已经是走过了 86 个春秋的战斗历程;如果从 1937 年 12 月 24 日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算起,则已经走过了 84 个春秋的历程。它艰苦征战走遍了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足迹。区域的曲折往返不计,仅以大区的往返直线而计,其行程累计约 15.6 万公里。他们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和老山自卫反击战,共作战 1000 余次,歼敌 10 余万人。在各个时期战斗牺牲仅排级以上干部就达 124 人。他们获得的荣誉,除“济南第一团”外,在 9 个步兵连中就有 24 个荣誉称号,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多达 120 余名,从这个团里成长起来的将军 27 人,走上部队军级和地方省、部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共达 69 人。

上述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这支英雄的团队,在几十年的战斗历程中,为党、为人民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不朽的战功业绩。这些贡献,这些战功业绩都是经过这个团队几代官兵在继承和发扬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精神、天福山起义精神、大战雷神庙精神和“济南第一团”精神之下取得的。1995 年 11 月4 日,他们曾在河北省驻地以“济南第一团”这一荣誉称号,进行过“光辉战斗历程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央军委张震副主席为他们题赠了“继承和发扬我 军优良传统,把‘济南第一团’建成全面过硬的团队”的贺词;中央军事委员会 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题赠了“雄风长在”的贺词。这说明该团 不仅在(原)二十七集团军中享有崇高声誉,在整个军队中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如此崇高的声誉,无疑地,首先是该团全体官兵的无尚光荣,也是直接培育他们 的上级组织领导的光荣,同时也是昆嵛山区、天福山区家乡父老的光荣。我作为 该团初期老战士,也同样感到无比自豪!令家乡父老特别值得欣慰的是,该团的 全体官兵们也从未忘记当初培育过他们的家乡父老。这从他们建成的团史馆中就   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开篇首章记述的,便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和天福山起义创 “三军”的史迹。为此,让我们共同祝愿这支英雄团队的红旗永远飘扬。

文登区委拜访从天福山走出的部队第七十五集团军某合成旅


柳运光(1918—2016),男,山东省栖霞县(现栖霞市)东寨村人。1934 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党组织派往邹平县乡村建设研究院高级师范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民先工作。1936 年 10 月, 担任胶东特委巡视员,被派往掖县恢复掖县县委党组织。1937 年任山东工委委员。七七事变后,被派往胶东恢复荣成、文登、烟台、莱阳等地区党组织工作。12 月, 与理琪等组织发动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 员会委员。1938 年,任“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三军”一大队政委。同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二十五旅政委,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部长。1939 年,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1940 年到中央社会部、中央党校学习,任中央党校战防科科长、组织科副科长。七大结束后被中央派往胶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东北先锋队政治部主任。1945 年 12 月,任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大连市工会副主席。1948 年12 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派往山东参加接管青岛市工作,任青岛市军管会委员、青岛市委常委、工业部部长。1952 年调任山东分局工业局副局长。1952 年 12 月,调任中央机械部船舶局副局长。1958 年 2 月调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79 年平反后进中央党校学习。1980 年,调任四川成都理工学院党委书记。1983 年离休,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聘任为研究员。


刘中华(1917—2018),男,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西字城村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任文登二分区区委组织委员。1935 年春,任文登团县委书记,后到青岛任省委政治交通员。1937 年 12 月,参加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大队三中队 指导员、五大队政治委员。1938 年,任六十一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部组织部长。1939 年春,参加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共同组成的工作报告团,去延安汇报敌后斗争情况并参加学习。1940 年夏回山东,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旅第五团、第四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1943 年,任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1945 年初,任中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1946 年,任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1946 年,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七师政治委员,历经新(泰) 莱(芜)、孟良崮、潍县和济南等诸多重大战役。1949 年 2 月,淮海战役后调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1950 年,任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副政委、政委、司令员兼政委。1953 年,在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1955 年 9 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57 年毕业回国,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兼政委。1981 年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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