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8岁的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不久兼宣传部部长。从此，与青年工作结下不解之缘。1935年，20岁的胡耀邦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936年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1952年7月，又被毛主席亲自圈定，调到团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一生，从事青年工作的时间近30年，胡耀邦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对青年满含深情。青年同志也敬重他，热爱他，深情地怀念他。

青年的良师益友

胡耀邦喜欢同青年人交朋友。他经常对身边的团干部说，要做青年的知心朋友，从各方面帮助他们成长，成为他们的知音。1955年，胡耀邦去广东出差，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满载大学生的车厢，和大学生们聊天，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了个把钟头，大家才知道同他们交谈的是团中央书记，高兴得欢呼起来。胡耀邦曾经同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学生座谈。座谈中，一名大学生突然问胡耀邦到底该怎样谈恋爱。胡耀邦回答：“真心实意地追，追，追到底。”

20世纪60年代初，团中央机关有个制度，规定书记处每一位书记至少要直接联系一个基层支部，作为了解基层情况和结交青年朋友的一个渠道。胡耀邦以身作则，选定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作为他的联系点。他将北京大学团委干部杨永源、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书记高文元、宣传委员李玉英请到家里，开门见山地说：“由我联系你们团支部，你们欢迎不欢迎？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高文元和李玉英听后高兴地说：“非常欢迎！”

聊天中，高文元、李玉英向胡耀邦反映了同学中的一些思想情况。胡耀邦对高文元和李玉英说：“思想工作千万不要追求形式，不要搞花架子，要讲求实效。不要把政治指标定得过高，过高了就会出现假象，强迫别人说假话。这两年同学们自己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红透专深’、‘反对白专’等等。红透专深这句话本身是好的，但是太高了，大多数人达不到，作为口号就不恰当了。白，表示的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不能和思想、作风问题混为一谈，随便扣‘白专’的帽子”。

当听说同学们政治热情很高，差不多每天晚上熄灯后还躺在床上热烈争论国际形势，胡耀邦说：“你们关心国际上的大事，关心国家大事，是对的。但不能每天晚上都谈到11点。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把知识学得更好。”为了使大家明白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胡耀邦说：“人的一生可以分几个阶段。三岁以下小孩子的主要运动是哭。你们青年人就像一个大口袋，你们的任务就是装知识，装得越多越好。学生不学习，工人农民不生产，干部不工作，那不就乱了套啦！”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胡耀邦同这个团支部的干部、同学谈了四次话。受他谈话的鼓励，全班同学要求进步，学习刻苦，有几位同学还加入了党组织。1962年11月，高文元等以全班同学的名义给胡耀邦写信，汇报入学三年来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并且希望能够在与胡耀邦建立联系一周年之际，再次见到胡耀邦。这时，胡耀邦刚刚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不久，见到来信的第二天又要挂职到湖南湘潭地委工作，无法抽出时间与同学们见面，他于11月9日给同学们写了回信：

文元、克定、玉英三位同志及全班同志们：

明天，我就去湖南湘潭地委工作了。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这件事。这是在中央十中全会关于干部交流决定下发生的一件事。我在那里将工作三年。当然，每年可能回来一两次。

出国回来后，相当疲劳，又作了下去的一些准备工作，来不及约你们会见了。但是，我要尽量作出安排，在你们毕业前再同你们见一次面，并且仔细地交谈一次。

你们的记性比我好。我完全记不起我们之间联系了整整一个年头。一年来，我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帮助？帮助了你们进步得很快吗？这我担当不起。你们把它夸大了。

你们加了一门外国语，在我看来，这非常之好。你们知道，我们的国际事务要一天天多起来，我们需要比现在多几百倍、几千倍的懂一门以至好几门外文的工作人员。我希望你们下一番功夫，努力把外文掌握好。

你们很关心时事，也很好。但我不希望你们把有限的脑力成天地跟着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着的时事事件后面跑。我希望你们多学一点分析时局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它，就可以知道许多时事是怎样发生的？会怎么变化？变化中即使有曲折，但到头来仍然是要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走！

归根到底，观察问题不外是两种情形。一种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一种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我再三希望你们多搞点马列主义的基础的东西。这是走向政治上成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具有一个健全头脑的人的一个根本条件。

还有一些事要办，搁笔了。

再见了，同志们。我把心的一部分留给了你们。留给了正在向着我们伟大事业使劲地在准备自己的你们。

祝好！

胡耀邦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

1964年7月，胡耀邦联系的这个团支部的同学就要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了。同学们非常期望能在这时再见耀邦一面，胡耀邦也曾在给他们的信上说“我要尽量作出安排，在你们毕业前再同你们见一次面，并且仔细地交谈一次”。当时，胡耀邦已调任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他决定于7月15日下午在团中央机关接见全班同学。

在会议室门口，胡耀邦同全班38位同学一一握手，大家围坐在胡耀邦身边，先由当时的团支部书记荀春荣（原团支部书记高文元已改做别的社会工作）简要汇报了班里的情况。然后，胡耀邦说：“同志们，许久不见了！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祖国人民培养了你们，应该接受祖国的挑选，不管分配到哪里，都要安心工作，兢兢业业的，做出成绩来。”

胡耀邦说：“你们多数做什么工作？当教员，到教育部门去？过去当学生，现在当先生，从坐着变成站着，从台下到台上，从学习到工作，这是个大变化。你们现在二十三四岁，17年都是学习，再过17年，就42岁了，要好好想想今后怎么办，这是人生的重要关头。”

胡耀邦说：“现在兴讲革命历史，我讲讲我自己的历史。12岁报考高小，要借一块大洋报名费。向隔了几房的叔叔借，他是地主，就是不借。最后是伯伯借的，他是小学教员。高小毕业后又没有办法读书了，我就参加了革命。30多年以前，许多同志参加革命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哪有多少觉悟、知识？可没有你们今天这么大的资本。我们小时候，从学校转到工作是糊里糊涂地过来的，跟着红旗走，没有你们这么好的条件。你们学了这么多的政治，这么多的文化，听了这么多报告，全副武装上阵。我们当时什么东西也没有，年纪那么小，没有什么知识，没有文化，没有什么经验，革命怎么革法也不懂得，不革命活不下去，你不革命谁分配你？”

走上工作岗位后怎么办？针对当时即将在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以及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胡耀邦一再强调要准备遇到风浪，要准备犯错误。他说：“错误有两类：一类是可以避免的，党说要‘四清’，你却要搞‘四不清’—贪污；第二类是不可避免的，从书本知识到结合实际有个过程，结合不好就会犯错误。遇到困难，犯了错误，经过磨炼，从一定意义上讲有好处。从古到今，凡有成就的人，大多经过磨炼，不怕困难，不怕失败。”说到这里，他背诵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背诵完，他又讲解一遍。那些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佩服胡耀邦的记忆力强，讲解又通顺流畅。

接见结束时，高文元、荀春荣等把一枚北大毕业纪念章赠给胡耀邦，并帮他戴在胸前。胡耀邦笑着问：“你们班有多少人？”“38个！”同学们一起回答。“好，现在就是39个了”，胡耀邦风趣地说。同学们热烈地鼓起掌来。胡耀邦问：“我们班这39人是不是一条心？”“是！”全班同学齐声回答。胡耀邦从座位上站起来，激动地说：“对！我们是一条心！我们都要跟毛主席一条心！跟党一条心！”

胡耀邦又进一步问：“什么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大家一时语塞，无人回答。胡耀邦说：“为人民服务是人生的最大乐趣。这里讲的是最大乐趣，不是唯一乐趣，还可以有别的乐趣。”

“跟党一条心”“为人民服务”就是胡耀邦对青年同志的临别赠言。

鼓励青年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1955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胡耀邦认为，垦荒事业是青年的用武之地，提议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就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事业。团中央号召城市青年下乡垦荒。从1955年到1956年的一年里，全国有近20万名青年参加了垦荒事业。

1955年秋天，胡耀邦在家里接见了北京青年垦荒队的五名发起人，胡耀邦握着五名发起人之一杨华的手说：“我就是你们的总领队，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出发时，我去给你们送行。”1955年8月30日，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高举北京青年垦荒队队旗，高唱《青年垦荒队之歌》，从北京工人俱乐部礼堂徒步向火车站进发，向遥远的祖国北疆—黑龙江北大荒进发。团中央为他们举行欢送大会，胡耀邦为他们送行、授旗，在《向困难进军》的讲话中说：“你们的行为是英勇的行为，是爱国的行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敢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这是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拉开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序幕。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北大荒后的第二年夏天，胡耀邦到黑龙江省萝北县探望垦荒队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在田间劳作，在茅草房里和大家一起喝稀粥，吃黑泥豆。黑泥豆小得筷子夹不住，胡耀邦干脆用手抓着吃。他同垦荒队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垦荒队员杨华后来感慨地说，他在北大荒扎根40年，与胡耀邦有过多次接触和通信，这使他在北大荒极其艰苦条件下创业的决心从未动摇。

大陈岛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沿海，国民党军队撤逃时，将岛上居民全部劫持走，军事设施和民用建筑被全部炸毁，大陈岛变成了荒岛、死岛，需要重建。

胡耀邦提议组织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建设大陈岛。消息在温州青年中传开后，广大团员与青年热烈响应，有800多人报名参加，经过遴选，组成了一支227人的“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1956年1月28日，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胡耀邦专门接见了参会的大陈岛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王宗楣，关切地问：“垦荒队员生活得怎么样？”王宗楣将埋藏在心中的欢乐与苦恼、疑虑和思索，告诉胡耀邦。胡耀邦听后，伸出两个手指说：“团中央组织过两支垦荒队，一支是去北大荒的，一支就是你们。要告诉大家，要自力更生，不要向国家要什么，再奋斗几年，会好起来的。”他随即要秘书拿来一架望远镜，说：“这是我战争年代使用的，现在用不着了，送给你们吧，再给大家写封信让你带去。”他略加思索，伏案挥笔，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鼓励青年扎根大陈岛的信。经过五年艰苦奋斗，到1960年，在全岛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被誉为浩瀚大海上的“东海明珠”。1960年3月，胡耀邦寄去一封1000余字的信，肯定和表扬了垦荒队的艰苦创业的精神。

1983年5月29日，原大陈岛青年垦荒队陈萼亭等31位队员联名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汇报大陈岛垦荒队员27年来在岛上发奋图强、艰苦创业重建大陈岛的情况。胡耀邦接信后，于6月27日作了批示：要好好宣传一下这一类不畏艰苦的创业事迹，鼓舞人们特别是青年奋发图强。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老垦荒队员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的消息和胡耀邦批示的主要内容。

1985年12月29日下午，胡耀邦专程来到大陈岛看望垦荒队员。他先到老垦荒队员叶荣华家看望。早在1958年11月，参加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叶荣华就见过胡耀邦。27年后再次见到胡耀邦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胡耀邦微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问他家里人可好，并询问他经济收入情况。临别时，胡耀邦送给他一本封面印有“中南海”字样的挂历。一个下午，胡耀邦先后看望了四户人家。他走在路上，逢人便点头、挥手致意；遇到驻岛部队人员，便驻足慰问。胡耀邦还召开老垦荒队员座谈会，听取大家的发言。

1955年10月，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一批98名队员，响应团中央号召，离开繁华的大上海，来到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荒无人烟的山地艰苦创业。刚到达三十几天，胡耀邦乘坐一辆铁路压道车，颠簸100多公里，徒步十几公里，踏着泥泞的红土地，来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一起住茅棚，喝稀粥，吃煮黑豆和萝卜干，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的种植计划，鼓励他们战胜困难，艰苦创业。应垦荒队员要求，胡耀邦用小山竹夹着药棉，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临行时，他还勉励队员们：“你们要战胜困难，多想办法，一定要把共青社办好。”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收到了垦荒队员的生产计划修改报告。他立即写了回信，并寄去了书籍、二胡、唢呐、三弦、篮球和闹钟。胡耀邦在信中说：“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送一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

以后的30多年，胡耀邦一直关心着共青人。1978年9月26日，当共青人派代表向胡耀邦汇报建场以来的发展情况后，他欣然为他们题写场名—共青垦殖场。

1984年12月12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再次来到共青垦殖场。这时的共青垦殖场，年产值已达6000多万元，拥有全国最大的羽绒厂和江南最大的低度饮料酒厂，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场区人口8000多人，有繁华的商业区和完整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设施，建筑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规划2000年产值翻四番，总收入达6亿元。场领导向胡耀邦详细汇报了共青城艰苦创业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胡耀邦高兴地对陪同视察的省委领导说：“这叫星星之火。”

午餐时，看到餐桌上丰盛的酒菜都是自己生产的，胡耀邦感慨地说：“记得1955年我来这里，当时你们生活很苦，我也无力提高你们的工资，只好陪着你们吃顿稀饭。现在你们生产上去了，收入这样多，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工资要年年有所增长。”午餐后，胡耀邦与17名老垦荒队员合影留念时说：“17个加我1个，共18个，18棵老松！我们是‘垦友’，是‘棚友’。”然后，又欣然题写了“共青城”三个大字，还在老垦荒队员于维忠的日记本上题词“有志者事竟成”。

1985年10月15日，垦荒30周年联欢会召开之际，胡耀邦又给共青城新老建设者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亲笔贺信，肯定共青人在改造农村、建设农村中发扬了“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共青精神”。此后，每当胡耀邦听到共青人取得新的成绩时，总是非常高兴，并鼓励共青人再接再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关心青年，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到1978年年底，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有2000万人。粉碎“四人帮”两年后，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但知青的生存状态尚未得到根本改善。胡耀邦对“文革”期间将城镇青年“一锅端”下放到农村的“上山下乡”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支持妥善解决“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回城问题。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从此结束。

知青回城后，大部分人虽然有了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上都要从头开始，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在湖南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落户14年半后，回城工作的女知青萧芸与一些知青联合，冒着风险写了一封请求将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的信。此信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批示。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此举让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种种便利和好处。

胡耀邦一贯爱护青年，强调要善于引导青年，正确对待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和意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曾看到辽宁省团委上报的沈阳一个军工系统的工业学校的学生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敏锐地感到可能有问题。他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组，到这个单位将情况调查清楚。调查组入住这个工业学校，到公安部门查阅了此案的全部档案，同被拘捕的学生多次谈话，听取了学校领导意见，访问了许多教师和学生，深入了解情况。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学生食堂的质量较差引起学生的不满，学生有一些过激言论，但不应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经向省、市领导汇报后，有关部门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胡耀邦的关心、过问，改变了这些青年学生的命运。

知青张扬在湖南浏阳插队时，创作了歌颂知识分子和周恩来总理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这部小说的手抄本流传全国，在当时被称作是“划过沉沉黑夜的一道闪电”，感动了无数人。但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定性为：“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地坏。”张扬被“用小说从事反党活动”的罪名，内定为死刑，差点被枪决。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青年报》的女编辑顾志成从成堆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了一封鸣冤信，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女编辑邝夏渝赴湖南，实地调查取证，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回北京后，顾志成写了情况报告，在共青团中央的支持下，向党中央反映张扬案是冤案。有人以“张扬专案组”的名义写了一封8000字的长信，坚持说张扬是“现行反革命”，质问《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干什么？”信寄给了胡耀邦。中央相关部门召集有关同志，胡耀邦在百忙中听取了汇报，仔细询问张扬的情况和《第二次握手》的内容后，认为这确实是本好书，让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一份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报告。1979年1月，张扬案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得以平反，各地因传抄张扬手抄本而受处分，甚至被关监狱的上千名青年也陆续得到了平反。

牢狱生活和遭受冤屈的苦闷，让张扬得了重度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刚出狱的张扬体重不到40公斤，来到北京后因为健康恶化住进了结核病医院（现在的安贞医院）。考虑到张扬是农村知青，出狱后没有生活来源，胡耀邦特意批示将张扬的户口迁回长沙，让湖南省作家协会安排工作，张扬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职业作家，后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帅事件”风靡全国。粉碎“四人帮”后，黄帅遭到了口诛笔伐，在报上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四人帮的小爪牙”。黄帅的母亲，被迫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黄帅的父亲当时是中科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受牵连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恢复高考后，黄帅报考北京工业大学。是否应该录取黄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教育战线造成的危害太大，黄帅错误严重为理由，反对录取她。另一些同志认为，黄帅当时只有12岁，是被利用的，她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应该录取。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得知此事后最后拍板，黄帅得以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后来在胡耀邦的过问下，黄帅的父亲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公职，还补发了工资。

作家老鬼“文化大革命”时是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的红卫兵。1967年初，北京的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大会。老鬼被首都中学红代会选派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老鬼和另一名红卫兵，各揪住胡耀邦一侧后脖领，撅着他一条胳膊，把他“喷气式”状押到台前。1987年，老鬼写的《血色黄昏》出版后，他将书送给胡耀邦，想表达歉意。没想到，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老鬼转来了一封来自广西的信。来信的人叫李洪欣，信中讲他的岳父孙洪泉（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当胡耀邦在南宁时，他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闲聊时，胡耀邦曾问他认不认识老鬼？他回答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胡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胡耀邦的话使老鬼感到无比羞愧，胡耀邦对曾经押过他、撅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并未置之不理，还认认真真地托人给一个年轻人捎话。每想到此，老鬼就无限地感激惆怅。

胡耀邦关心爱护青年，对青年满含深情，青年们也将胡耀邦视为良师益友，热爱他，怀念他。1988年8月下旬，当年的回乡知青，已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徐建春来到烟台，得知胡耀邦正在烟台，马上去看望。徐建春对胡耀邦说：“我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成长为国家干部，你看我现在已经是50多岁的人啦，快老了。”胡耀邦说，人过一年大一年，还不能说老。嘱咐她，一定要谦虚谨慎，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做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诚实正派的人。

1988年底，胡耀邦到长沙休养，住在省委里的“九所”（现在的九所宾馆）。受到胡耀邦关怀、重获新生的知青张扬，在湖南省文联工作，闻讯去看望病中的胡耀邦。在这次会面的三个月后，胡耀邦逝世，张扬专程赶到胡耀邦家吊唁。2006年，《第二次握手》再版，张扬专门带着家人一起到共青城胡耀邦墓前，献上这本书。

胡耀邦去世那天，共青垦殖场停产半天，收看追悼大会实况转播。胡耀邦的灵车通过共青城时，万余自发的送葬群众佩戴白花、伫立在长街两旁，房上都站满了人。共青垦殖场党委成员和200名工人代表、干部代表、老垦荒队员代表和40名少先队员在墓前迎候。胡耀邦长眠于共青城后，许多退休后回上海定居的垦荒队员，每年清明节都要带着自己的子女，到胡耀邦墓前缅怀。也有垦荒队员逝世后，没有回故乡上海安葬，而是留在共青城公墓，陪伴“垦友”胡耀邦。

2007年6月6日，大陈岛的一群老垦荒队员在王宗楣的带领下，到北京探望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他们送给李昭大陈岛垦荒队50周年纪念章，说：“开发建设大陈岛，也有耀邦同志的努力和辛劳，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分子，这个珍贵的纪念章一定要送来给您一枚。”李昭激动地收下了这份厚礼，同他们一起畅谈，回忆过去的艰苦岁月，欣慰于今日大陈岛的欣欣向荣。2013年1月6日，胡耀邦铜像在大陈岛揭幕。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将代代传承。

（作者：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内司原副司长）

（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