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强党性修养的历史考察及其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21-07-09 09:35 访问次数: 作者:王承庆信息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字号:[ ]

内容提要: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1941年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把党性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并于当年7月1日建党20周年之际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决定》的出台和贯彻实施,引起全党对党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踏实践行。以此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自我改造的工作,党性的概念和党性观念更加广泛地进入了党的建设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为全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要“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把自己的事办好”。[ 《习近平谈共产党员的党性》,江苏机关党建网。]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从历史视域考察我们党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性修养的经验教训,对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状态加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共中央关于党性问题的提出

“党性”一词,是随着政党的出现而出现的,也随着政党理论的形成而形成。“党性修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延安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党的领导人开始关注和系统思考党的自身建设问题。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中提到“党性”问题,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强调:这样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78页。]同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加强党性修养问题,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1、133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性问题的提出,是自皖南事变而起的。发生于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规模最大、最剧烈、最复杂的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的发生,既有国共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等外部原因,也有党内长期存在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无组织状态等错误倾向的自身因素。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痛心地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8页。];项、袁两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认识到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发展和向敌后发展;很少向中央报告党政军内部情况,完全自成风气。毛泽东告诫说:“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2—783页。]

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悲愤中起草了《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并在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该《决定》在检讨“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之余,慎重而严肃地向全党提出了关于“党性”的要求,告诫“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强调指出:“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1月20日,由王稼祥签署的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提出在紧急危难的情况下,“要加强干部的政治认识、阶级立场与党性”,强调“一切自以为是轻视上级与漠视中央的观念都应纠正”,“号召全党全军干部在中央及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奋斗,这是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新四军·文献(2)》,第240页。]

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及国际国内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在3月走向缓和。3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郑重提出,要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其意图十分明确,就是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而要站在党的建设的高度深入剖析,其中党性是关键。

       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稼祥起草中央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王稼祥作党性问题的报告。他首先分析党内独立主义错误的各种表现,指出:“在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上,缺乏党性的干部就不服从。”强调:“这种独立主义或党内游击主义的性质,是无原则性、唯我独尊性、两面性(阳奉阴违)、无政府主义性”。报告说明了“这种独立主义的危险性”,并分析了这种独立主义倾向的五种来源,最后提出如何纠正这种倾向的六条措施。[ 《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2—293页。]王稼祥报告后,政治局展开讨论。

毛泽东发言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中级以上的干部要检查党性,干部的党性增强了,党便巩固了。他指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要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要求“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他强调干部“要能上能下”。指出“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85—286页。]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中央对党性问题的提出,是自项英事件起,这是一个大问题。”党扩大了,政治影响也大了,所以中央特别提出来增强党性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违反党性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并提起全党注意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努力克服这种倾向。”他抨击了英雄主义的错误,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强调:我党过去,毛泽东与刘少奇同志曾受了打击仍能坚决服从组织,是服从组织的最好模范。“这种模范值得我们学习。”[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447—448页。]

陈云发言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区别党性与非党性的关键。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时是有矛盾的,但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所谓有原则性,就是要看他个人利益是否能服从党的利益。”有了政权的党,更容易出现军阀主义思想,必须对这种倾向进行长期斗争。他强调批评的重要性,指出干部有了错误,必须正面地、坦白地批评,目的是为了挽救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既不打击,也不放纵,要有原则的立场去团结,要奖责分明,反对曲解干部政策。[ 《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66—367页。]

在其他同志发言后,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一个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王稼祥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集中精力研究各地区、各部队党委的报告、文电,听取各地来人的口头汇报,对党性问题认真作了调查研究。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整风运动的序幕。报告进一步谈到党性问题,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必须打倒它,“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那么如何区分党性与非党性呢?报告指出:“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801页。]

毛泽东的报告为王稼祥起草中央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遵循。在此基础上,王稼祥同王若飞一起合作起草了决定草案,送中央政治局同志阅改后定稿,并在7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三、《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出台正值建党20周年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文件印发时,特别标注“中共二十周年纪念日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这一标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实践,在整个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并没有提出党的诞生纪念日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愈发感到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这就对明确党的诞生纪念日并组织相关纪念活动提出迫切要求。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建党纪念日问题。文章劈头指出:“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接着,毛泽东从争取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高度,明确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并郑重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的鲜明态度。[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9—440页。]当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出版《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刊登毛泽东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81页。]这个专刊不但将抗战纪念与党的诞生纪念紧紧联在一起,而且毛泽东的题词也并未言及中共成立17周年的话题,而是直击持久抗战的时事主题,表明中国共产党完全致力于抗战救国的初心使命。

1941年6月,在全面抗战爆发4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7日召开会议,讨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问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纪念党成立20周年的党内指示。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明确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这是我们党首次以党内指示的形式正式明确党的诞生纪念日。《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以此“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0—141页。]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大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诸同志,边区党政军各界党的干部千余人出席。张闻天在会上作《纪念我党二十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是中共中央层面组织的首次建党纪念活动。7月1日当天,新四军军部在盐城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出席并作报告,阐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根源、发展经过与今后任务。同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的纪念文章。重庆的《新华日报》也刊发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社论。

在党诞生20周年纪念日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表明: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民族谋独立、谋复兴,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作为共产党人神圣的初心和使命;为肩负起民族重任,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把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敢于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错误倾向作斗争;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决定》的主要内容与历史价值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决定》要求“党要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及其危害,列举这些倾向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并提出纠正错误倾向的六条办法:一是“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二是“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四是“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五是“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六是“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144—147页。]

为了宣传解释中央《决定》,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演讲,指出:“为了加强我们党员的党性锻炼,我们就要在党内开展一些具体的思想斗争,来反对各种违反党性的不良现象。”全体共产党员要依照正确的方法“去进行党内斗争,去反对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去检查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党性。使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8、217页。]任弼时撰写了《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并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党比任何时期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的党”。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或是最高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党员把党的利益看做高于一切,“一切行动都合乎党的利益”,“对党绝对忠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和自己的行动”,“对任何有利于党的事情应当努力去做,有害的事情应坚决反对”。[ 《任弼时年谱》,第432页。]

事实证明,坚强的党性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从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修养得来的。《决定》的出台和贯彻实施,引起全党对党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踏实践行。广大党员干部响应党中央号召,纷纷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自身和他人身上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倾向。以此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自我改造的工作,党性的概念和党性观念也更加广泛地进入了党的建设领域。1942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改造党报的会议上指出:我们自去年7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强调:“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7页。]4月20日,毛泽东又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高度评价《决定》,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5页。]

《决定》的出台,是党中央对党性问题进行系统思考后做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见证。它深刻论述了建立一个坚强的集中统一的政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全体党员干部端正了政治态度,提高了政策水平,加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为赢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完成民族解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五、增强党性修养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问题,多次就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作出明确指示,提出明确要求。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 《习近平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装 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共产党员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要涵养政治定力,炼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521页。]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辈子的事,“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538—539页。]

加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一生的必修课。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作出的重要论述、提出的明确要求,为我们加强党性教育、进行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建党100周年、《决定》出台80周年之际,我们更要以更加自觉的心态状态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增强对党的历史的自豪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提高政治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学习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活动,增强遵守党规党纪的自觉意识;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有关法规规定与反腐败斗争形势,增强法治思维和道德素养,坚决守住政治和作风底线。

(作者系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军事史。此篇为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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