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海市北山路西侧一个静谧的军事机关院内，矗立着两座历经百年沧桑的西式建筑。1938年1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此发动了著名的威海抗日武装起义。虽然这里没有纪念馆，没有红色地标，没有观瞻的人群，但依然掩不住其当年抗战的荣耀。

一、威海起义的背景与过程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12月30日，天福山起义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下简称“三军”）一大队主力进行抗日宣传时，在文登县岭上村遭到国民党文登县县长李毓英率领的反动武装包围，29人被逮捕，其中3人被杀害（史称“岭上事件”）。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胶东特委决定，立即发动已准备半年之久的威海起义。

此时的威海形势十分紧张，存在着六种不同的政治势力，抗日、观望、投降的矛盾日趋尖锐，各方力量都在做争取国民党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的工作，以便获得公署的武器装备。中共胶东特委当机立断，制定了“利用矛盾，发展统战，壮大自己”的方针，决定依靠国民党威海政训处的左派力量，团结和争取海军教导队的中间力量，孤立亲日派及顽固派郑维屏的警察部队，联合孙玺凤和一切爱国力量，最大限度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孙玺凤与中共胶东特委联合发动武装起义。

1938年1月15日凌晨，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齐聚公署，做好了战斗部署。上午9点多，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与公署专员孙玺凤谈判，孙玺凤表示支持起义，愿意把公署仓库的枪支、装备交给起义部队，本人带着印鉴和公款取道香港赴武汉向国民党政府辞职。下午3点，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一行登上开往香港的英国“太古”轮。下午4点半，起义部队100多人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向文登县沟于家村转移。

威海起义是天福山起义后的又一次重要武装起义。中共胶东特委以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灵活有效的斗争策略，感召了孙玺凤等威海军政上层人物，成为支持起义的力量，最终保证了起义的成功。镇压天福山队伍的国民党文登县县长李毓英，威海起义当天即挟款携眷仓皇潜逃，国民党文登县政府于威海起义当天释放了宋澄等26名“岭上事件”被捕人员。1月19日，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和“三军”司令部，将威海起义部队与“岭上事件”获释归队人员合编为“三军”一大队，不久又成立了二大队。威海起义扩大了我党声威，壮大了“三军”队伍。

二、威海起义的成功是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威海起义的成功，是胶东党组织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为胶东其它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益借鉴。

威海起义是有组织、有计划、独立的起义。威海起义的成功既非盲动，又非侥幸，事先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和周密的准备。早在1937年8月，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就派烟台“民先”队员张次愚、宋坚到威海协助领导筹划武装起义。11月，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派林一山到威海，经孙明光引荐与孙玺凤进行多次谈判，争取合作。天福山起义的第二天，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威海队部，山东省“民先”总部代表孙明光（原名孙玺祺）和威海中学教师袁时若、政训处主任孙端夫等威海“民先”队员成为起义的骨干。政训处的20多人全部参加了起义，成为之后“三军”的重要骨干。海军教导队在威海起义前明确表示“保持中立”，实际上是支持起义。中共胶东特委针对孙玺凤支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处于犹豫和苦闷之中的心态，通过频繁接触，唤起其爱国抗日之心和正义感，同时采取灵活政策，尊重孙玺凤意愿，表示将保护其安全离威。1938年1月初，理琪等来到威海，一边部署起义事宜，一边继续做好孙玺凤的工作。由于党的统战工作及时、细致，加上当时形势紧迫，最终争取孙玺凤支持起义。

参加威海起义的人员，包括国民党威海政训处官兵、管理公署卫队、海军教导队，威海中学的教师、学生，羊亭等村的小学教师、农民，以及于烺带领的文登县大水泊20多名武装人员、党员青年，合计100多人。威海起义是文荣威三县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大集结，是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起义。

三、威海起义在城市复杂条件下正确执行统一战线而获胜，为胶东各地起到了示范借鉴作用

威海历来是军事重镇。起义前，威海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直辖行政区，反动统治较为严密，反动势力较为强大，各阶层抗战与投降的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形势错综复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成功举行起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时在山东抗日热潮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著名的起义就有冀鲁边、鲁西北、黑铁山、鲁东、徂徕山等起义，但这些起义都是在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山区进行的，在反动势力较为强大的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确属少见。

由于胶东国民党力量较为强大，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过程中面临着斗争和曲折，不可避免地因对顽固派力量估计不足而出现偏差，“岭上事件”的发生就折射出建立统一战线的艰巨性。面对复杂形势，中共胶东特委汲取之前“一一·四”暴动失败和“岭上事件”的深刻教训，既不激进盲动，又不贻误战机，灵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势力，团结大多数爱国志士，正确开展统战工作，从而使威海起义彰显出胶东党组织的成熟和高超的组织指挥能力。

四、威海起义的“火种”激发了胶东子弟的保家卫国情怀，为胶东抗日武装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天福山起义发挥了树立旗号、集聚人心的关键作用，威海起义则加强了中共胶东特委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起义掀起的革命高潮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群众参军热情空前高涨，驻军周边地区乃至百里外的地方，每天都有群众前来报名参军，甚至春节期间人数也未见少。中共胶东特委通过扩人扩枪扩大宣传，有效扩大了共产党在胶东各地的影响，有力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迎来了胶东抗战的新时期。1938年1月至3月，胶东党组织先后率领起义武装一度收复牟平、福山、掖县、蓬莱、黄县等县城，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威海起义的“火种”激发了胶东子弟的保家卫国情怀。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胶东的危急关头，刚刚诞生的“三军”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奔赴抗战第一线，西进抗日。1938年2月13日，攻克牟平县城，活捉伪县长宋健吾等170余人，缴枪100余 支，血战雷神庙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4月底，“三军”各路会师黄县，创建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9月18日，“三军”和掖县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合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五支队，12月27日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五支队的成立，标志着胶东地方抗日武装发展成为由党统一指挥、组织严密的正规化部队。

“三军”由弱到强，迅猛发展壮大，在枪林弹雨中成为地方抗日战场和全国解放战场上的一支雄师劲旅，为后来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31军、第32军、第41军撒下了“火种”，谱写了胶东人民抗战史和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中共胶东特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功领导威海起义，极大提振了胶东民众的抗战信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势力，迅速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胶东人民抗日武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生动实践，为胶东抗战提供了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