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用激情与痛苦创造的” 。

从播撒火种、唤醒民众到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从天福山起义到南征北战，从几十条枪到四个野战军，从屡遭外侮到当家作主，坚忍不拔的的胶东党、军、民，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写就如火的诗史，让胶东大地成为一片生生不息的红色热土。

随着岁月的流逝，胶东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胶东大地曾经展现出的伟大精神却历久弥新。抚今追昔，红色胶东的历史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 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在哪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红色胶东的根和源在哪？

一说到这个问题，会有人不假思索地说，胶东哪里最早有共产党，哪里就是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秘密状态下创建的，并且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都是知识精英。胶东早期共产党的出现也是如此，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秘密地从不同地方通过不同关系来到胶东，有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有受山东省委领导的，有从属顺直省委和北方局的，因而胶东早期党组织呈现多渠道秘密建立、各自分散发展、很少发生横向联系的状态。由于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党组织发展很不稳定、兴衰无常，党的活动中心也不固定。在胶东，党的活动中心依次出现过烟台、莱阳、文登等地带。

简单按时间确定源头是不妥当的。从时间上看，胶东最早的共产党活动出现在烟台。1921年秋，党的一大开后不久，邓中夏、王荷波先后来到烟台开展党团工作，后来将烟台海校的学生郭寿生发展为中共党员。1924年，郭又在海校发展两名进步学生入党，并建立了胶东最早的党组织——中共烟台小组。由于郭寿生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且不是胶东籍人，烟台海校又是全国性学校，胶东籍学生很少，这个烟台小组就像个“空降”组织，与胶东不太接地气。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郭寿生等海校的早期党员（或毕业或因学运被开除）离开烟台，尤其是烟台海校南迁福州并入马尾海军学校后，烟台党团组织活动便暂时停止了。

所谓红色胶东，应是对一个特定 “红色区域”的称谓。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毛泽东把我党领导的区域称为“红色区域”，把红色区域内的工农武装政权称为“红色政权”。这时的胶东，还没有 “红色政权” 的存在，因而也称不上“红色区域”。 从威海和烟台范围看的胶东，虽然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发生过两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但最终都未能建立起党领导的“红色政权”。 

一次是1928年3月，中共莱阳县委积极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号召，借山东督军张宗昌滥发军用票，弄的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机，发动贫苦农民、联合民间武装，举行了“攻城劫狱、建立苏维埃”的“莱阳抗粮军起义”。起义按计划举行，并且起义军攻进了县城。遗憾的是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李伯颜被暗杀，起义因失去指挥而失败了。

另一次是1935年11月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一一四暴动，暴动遭镇压而失败，特委书记、暴动总指挥张连珠被捕后壮烈牺牲，大批参加暴动的中共党员残遭杀害，胶东大地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这次暴动虽然幸存下一支红军游击队在昆嵛山中坚持打游击，但胶东也未形成一个“红色区域”。 

可见，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没有一个“红色胶东”存在，因而所谓的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也无从说起。

历史源头，应是促成“红色区域” 的重要历史节点。那么，红色胶东真正的历史源头在哪呢？在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以后，胶东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红色政权”存在的“红色区域”，才有了红色胶东的历史 。

首先，天福山起义点燃了胶东大地的革命烽火。继天福山起义后，在中共胶东特委统一领导下，又很快暴发了威海起义、荣成埠柳乡校起义、荣成古迹顶起义、黄县起义、文登黄山起义、乳山育黎乡校起义、即墨起义、蓬莱起义、莱阳起义。这些起义部队大都直接使用天福山起义创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番号，或起义后迅速归拢到“第三军”旗下。1938年3月8日，由中共掖县县委独立发动的掖县起义，创建了“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后来也编入“第三军”。短短一年时间，天福山起义队伍由最初的8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

其次，天福山起义后我党掌握了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胶东沦陷前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相继撤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胶东人民的支持下，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并被迫与日寇及顽军进行两线作战。胶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成为唯一的抗战领导力量，胶东真正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胶东人民看到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们跟定共产党，形成了党民齐心共赴国难的局面，最终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是，中共胶东特委在成立 “第三军”司令部的同时，成立了“胶东人民军政委员会”，这意味着胶东特委几乎是在创建抗日武装的同时，就开始布局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组建各种群众组织，把胶东社会各界、各阶层的民众充分地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充满活力的“红色政权”；在经济上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合作社、巧打金融战，既改善了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又有力支持了抗战。

还有，以天福山起义部队为根脉，胶东走出了第27军、第31军、第32军、第41军四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部队。他们不但打出了一个红色胶东，而且北上南下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红色胶东“红”在哪

红色胶东，红在长时期是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用“最、大、多”三个字来概括。

1、所谓“最”

一是最有成长力——经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权威认定：于得水率领的工农红军昆嵛山游击队是我国北方沿海地区及山东省内仅存的红军队伍。天福山起义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此为根脉，发育出人民解放军的四个军。这四个军，抗战中歼敌14.6万人、解放战争中歼敌58.5万人、抗美援朝中歼敌2.1万人。

二是最先——1938年上半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在山东省率先建立；北海专署是山东省第一个地专级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3月，我党在掖县成立北海银行，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先成立的银行，也是战时山东根据地唯一的人民银行，它发行的北海币是山东根据地唯一流通的货币，后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胶东兵工厂生产在山东根据地发展最早、质量最好、产量最高……

2、所谓“大”

即革命的大后方。胶东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3月12日山东第一个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掖县建立起，一直是全国最稳固的根据地，尤其是解放战争中成为华东战场稳固的大后方，是连结东北与华东地区的枢纽地，在全国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里有金矿、银行、印钞厂、兵工厂、制药厂、战地医院，还有胶东八路军指挥部、胶东公署、胶东抗大、胶东公学、胶东育儿所等众多的只有稳固的后方根据地才会有的机构和单位。胶东根据地在革命战争年代共向延安中共中共和山东分局输送黄金43万两，向华东数十万军队供应武器弹药、医药被服等各种物资不计其数。

胶东的大后方地位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大” 上。

一是大参军——抗战胜利后，为了全国的解放，胶东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从抗战到解放战争，800万胶东人民先后有50多万优秀儿女参军，这是很高的比例。当时中央规定各地参军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6%，胶东地区已突破这个比例。胶东走出了4个军，这在全国都非常突出。仅在1946年7月到1949年3月的两年半时间，胶东解放区就有28万多人参加解放军，占同期山东解放区参军总人数的48.45%。其中，1947年1月中旬至2月底的50天内，胶东有5.5万人参军。对此，《群力报》的报道题目很醒目：“吓死蒋介石，胶东五万五千青年参军”。“一门出三兵”、“参军模范村”等比比皆是。

二是大支前——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胶东人民为支援前线，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不惜汗濡华夏、血染九州。陈毅曾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他的搭档粟裕说得更为具体：“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在山东的小推车中，胶东又一马当先。出动支前民工多达280万人次，占全省的1/4，为全省最多。大连的炮弹是怎么运到淮海前线的？为躲避国民党的封锁线，先绕道朝鲜再运抵荣成俚岛港，然后由胶东支前民工们卸船上岸，再用小车推到淮海和华东战场。

三是大调干——解放战争时期，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地、县为单位成建制的从胶东抽调干部，部队打到那，干部随即跟到那接手地方政权建设，胶东先后抽调7250名优秀干部北上南下西进，为全省最多。胶东干部因有文化、有根据地建设的从政经验、政治觉悟高、大局意识强，所以派到哪都是响当当的。

四是大运兵——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由山东调兵进入东北发展的方针。在运兵东北抢占战略要地的过程中，胶东人民仅用两个月时间，靠帆船抢在美国军舰护送下的国民党军队之前，把山东军区大批部队运到东北，为开辟东北根据地赢得了时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山东军区先后组织三批主力部队奔赴东北，除第一批部分部队从陆路出关外，绝大多数部队是从胶东的龙口港、黄县的黄河营和蓬莱的栾家口等地乘船出发的。胶东军区还根据上级指示，抽调10个团兵力和3000名干部北上。大批优秀胶东儿女成为后来东北野战军的骨干力量。为我军成功组织这次海上战略大转移，胶东人民为部队提供了大量船只船工、粮食和棉衣。由于部队是秘密入关的，需要大量便衣，胶东人民捐献了大量衣物。

3、所谓“多”

一是烈士多、伤残军人多——胶东的在册烈士达7万多名，占全省1/3，为全省最多。山东省烈士在3000人以上的县共有16个，有12个县在胶东，其中文登县有烈士7600多名，是全省烈士最多的县。整个胶东，战争年代有10万多人因伤致残。人们所熟知的革命英雄行为，在胶东的烈士中都能找到类似典型。如：刘胡兰式英雄张晶麟、江姐式英雄于森、黄继光式英雄于慎修、八女投江式英雄群体汪口蹈海七烈士，等等。

二是英雄群体多——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走出了“马石山十勇士”“ 济南第一团”“ 塔山英雄团”“ 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数十个全国、全军著名的英雄群体。

三是将军多——胶东曾走出了19位共和国上将、28位开国少将，数百名党的高级干部。

四是英模人物多——在国家公布的“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中，有杨子荣、于化虎等10人是胶东籍和在胶东工作过。战争时期，在山东根据地范围被表彰的英模人物更是数不胜数。著名作家冯德英的“三花”系列作品的背景地、主人公原型均出自胶东。

五是中共党员人数多——抗战胜利时，胶东有共产党员63064名，占山东抗日根据地党员总数1/3；新中国建立时，胶东党员发展到32. 4万名，占全国党员总数1/14。

三、红色胶东何以“红”

人们把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她的革命精神，也称“红色精神”。 如“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等等。

在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峥嵘岁月里，胶东党、军、民同心同德、勇于担当、不畏牺牲，展示了以“家国情怀、党民齐心”为内涵的红色胶东精神。这种精神是红色胶东所以“红”的内在原因。

1．红色胶东最核心的精神内涵是“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担当，更是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意识，也是普通民众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认知，它内含了大我精神、以义为上、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等多种优秀品质。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浴血奋战中，胶东党、军、民用不同层面的家国情怀映衬出胶东的红色风采。

在胶东大地即将沦陷之际，天福山上飘扬起抗日大旗，领导这次起义的理琪、于烺等人本出身于地主、乡绅家庭，但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他们毅然挺身而出，选择了艰苦与牺牲。他们的行为既反映了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初心使命，也反映了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天福山起义，为什么能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聚集起7000多人马？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古训，对热血男儿产生出的巨大的动员力量。

在日寇铁蹄尚未踏入威海时，以文荣威子弟为主力的天福山起义队伍毅然离开家乡西进迎击日军，这其中彰显是一份民族大义：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卫国才能保家。

面对日寇的侵犯，胶东民众不畏牺牲、奋起抵抗，展现出可贵的家国大义。

1940年初春，日寇以文登大水泊为据点不时向荣成方向沿路烧杀抢掠，荫子自卫团以村国术队队员为骨干，于村西设伏，将11名日军全部消灭。

当日寇企图依托高墙大屋建造炮楼据点时，荣成荫子夼村村民含泪忍痛拆掉不知传了多少代的祖祠家庙。百姓宁肯对不起祖宗，决不让民族受到损害。

因夜间狗吠容易向敌人暴露抗日队伍的活动，掖县民众在全县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杀狗运动”。民众宁肯自身利益受损，决不予敌人方便。

莱阳花园头村200多户的青壮年村民，为阻击300多名由青岛来犯的日寇，以土枪土炮土炸弹、铡刀菜刀、棍棒石块等最原始的武器奋勇阻击日军，先守卫村土围子，再打巷战、肉搏，毙敌60多人， 81人为国殉难。其中有王姓一门三兄弟同时英勇殉难。

2．红色胶东最显著的精神内涵是“党民齐心”

人心齐，泰山移。胶东的党、军、民风雨同舟、水乳交融、守望相助、生死与共，使胶东成为一片既英勇壮烈、战无不胜又有仁有义、大爱无疆的红色大地。

土地革命战争中，胶东红军游击队出生入死搞暴动、闹革命，胶东民众尽其所能地掩护援助。传奇英雄于得水曾感动地说：回想这些年武装斗争的艰难岁月，如果离开群众，就像鱼离开水一样，连一天也不能活。

抗日战争中，以命相救的马石士十勇士与以命相助的胶东乳娘，生动诠释了党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关系。八路军为救护被困民众英勇献身，百姓们含泪把烈士埋在自家的祖坟里。为掩护女八路、女干部，胶东青年妇女一起剪成齐耳短发。

解放战争中，胶东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走出家乡北上南下打向全中国，胶东民众倾其所有支援前线，把最后一粒米拿来做军粮，最后一件旧棉袄盖在担架上。党发出征兵号召，胶东儿女便踊跃参军。涌现出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同参军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四、是什么育化了红色胶东精神

胶东大地是一片独具文化特质的沃土，党的红色文化是极富生命力的种子。红色胶东现象，正是胶东这一优秀族群在党的红色文化的引领下所展现出的一种崭新气象。

（一）胶东族群的优秀潜质

文化具有地域性，地域文化一经形成，便成为生活于该地域人们性格发育的文化场。胶东人具有豁达开阔的博大胸怀，舍小我为大我的族群意识，勇敢坚毅、百折不挠的优良品格和团结协作、服从权威的行事作风。这些潜质缘于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浸染和熏陶。

1．渔捕文化的润育

人类的历史文化源头要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寻找。不同地域，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又会造就出各具特点的文化品格。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接陆，加之烟台、青岛的开埠较早与海运历史，胶东大致形成了三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格局：其内陆腹地（莱栖招）呈现农耕文化为主，西北部呈现商旅文化为主（蓬黄掖），东部则以渔捕文化为主（文荣威）。这种特殊的文化结构，导致了胶东族群特殊的品格。其中导致胶东人与内陆人性格差异的重要因素是渔捕文化。

海洋环境最大的特征就是变化无常、难以控制、风险高。所以，海上作业的人必须有敢冒风险、不畏艰险的拼搏精神。

与大海搏斗，抗拒风浪，一条船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样共患难的环境里，任何内耗和窝里斗，只能导致船毁人亡，同心协力、听从指挥成了生存的重要前提。所以，与农耕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相比，渔民的团结协作和服从指挥的意识特别强。

渔捕文化与军旅文化有着契合相通的关系。渔民从军很快就可以完成角色转换，成为合格军人。这是胶东为什么出将军的重要密码之一。

2．士人文化的熏陶

始于秦始皇东巡的“文登学”历史，造就了胶东大地读书求学的良好风气；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客耕东莱”，助推了胶东“崇文尚学”的优良传统。直至近千年后，苏辙还曾赋诗感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古代读书人被视为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士人最重要的品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典型的士人情怀。孟子曰：“天下以国为本，国以家为本，家以身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读书人的共同追求。地处孔孟之乡的胶东，士人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由此塑造了胶东人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胸襟开阔、心有大我、勇于担当的优良品质。

3．卫所文化的影响

明代为防御倭寇骚扰，在沿海各军事要地设置卫所，胶东半岛曾设有三营十一卫十三所。明代的卫所兵制军屯结合，具有“寓兵于农、军政合一”的特征，卫所军人有事应调从军出征，无事则还归卫所屯田。卫所制度造就和强化了胶东人忠义、服从、勇武的品性。

卫所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汇合，戍边军人与当地女子婚配生子，将军人血统代代传承，既让军户后人延续了铁血刚强、建功立业的军人情结，又使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渐渐养成崇武尚军、勇于抗争的集体习性。荣成宁津所，一个2万人口的小镇，就诞生了1位副总理和12位将军。

4．外侮之痛的刺激

胶东自古为富庶之地，又是战略要地，因此而遭受了太多的外敌侵略，背负了太多的民族耻辱。从古代的倭寇侵扰到近代的甲午战争，再到胶州湾被侵占、威海卫沦为殖民地，胶东人民对国破家亡的痛苦感受至深。这样悲催的命运、憋屈的现实，深深刺激了胶东人民的神经。谷牧曾回忆说：“一看到北面的威海卫尚在外人手中，就会剜心的痛”。面对强暴，胶东人民不甘屈辱、奋起抗争的精气神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侮刺激中得到提升。饱受压迫和侵略的胶东民众就像一捆晒透的干柴，随时等待一把革命之火的点燃。

综合而言，胶东的自然禀赋与历史传统，赋予了胶东族群以优秀品质。然而，这些地域性文化尽管底色很好、潜力很大，却处在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需要一种更先进的文化将其激活和唤醒。

（二）党的红色文化的引领

胶东地域文化中的素朴本性在党的革命文化的引领、整合、提升下，由自在状态迅速转变为自觉状态。

1.重视信仰力量的引领

红色文化的力量源于其自觉性。所谓文化自觉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与相信。“因为相信，所以坚持”。文化一旦被理解而达到自觉状态，就是一种信仰，而信仰的力量则是本源的、自动的、持久的。胶东历史上有个“红七师”，曾是胶东共产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基地，谷牧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红七师”指的是山东第七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七乡师，是今天文登师范的前身。当年文登乡师的大批贫苦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正是于云亭、谷牧等共产党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思想启发学生心智、培育其革命信仰的结果。七乡师是韩复榘主政山东时，受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在山东各地建乡村师范背景下建立的。校长是乳山籍地下共产党员、地上国民党员的于云亭。在他的领导下，学校以各种形式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比如在过堂仪门上画上已被日寇占领的东三省地图，上面写着“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两边对联分别写着：你看见吗？你记得吗？在授课时有意夹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乡师不收学费，每月还发5元的伙食费，所以学生多是贫苦农家子弟。这些出身寒门、有着强烈社会变革意识的学生，很快便接受革命信仰、走上革命道路。

2.接地气的革命文化

第一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在农民夜校教贫苦农民认识“权” 字，他说，官府为什么横征暴敛、欺压我们，因为他们控制着奴役我们的“政权”；地主老财们为什么收走我们一年辛辛苦苦劳作的成果？因为他们拥有“地权”；在家里男人为什么敢打老婆？因为他们握有封建社会给他的“夫权”。 人生来是平等的，我们要过上好日子，就要通过革命手段建立一个权利公平的新社会。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怎能不使人共鸣？不难想象，当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贫苦劳民铤而走险、跟着共产党去打拼新的天下。

3.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中唤醒民众

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坐而论道、空谈理论。天福山起义成为红色胶东的源头，是中共胶东特委基于民族大义迎敌而上、高举抗日大旗产生的凝聚效应。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兴办学校医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是共产党人的这些以义换心、以地换心、以利换心、以情换心的革命实践，不断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参与。还有，胶东民众为何参军热情空前高涨，是党组织“保家、保田、保饭碗”口号发挥的鼓动与感召作用。

4、人格力量的感召

中华民族有“见贤思齐”与“德不孤，必有邻”的古训，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身边总会聚集众多的仰慕者、追随者。秉承着“忠诚担当、人民至上” 的共产党人，是一批具有强大人格影响力的人。他们以其聪明才智、革命意志和牺牲精神，感动鼓舞了身边无数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使之义无反顾地跟随他们赴汤蹈火。被郭沫若称为“天福英雄”的理琪，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在同代人的回忆中，理琪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充满正能量的人。理琪来胶东之初，住在张修己家中，张修己回忆说：理琪有胃病，经常吐酸水，身体很瘦弱，但他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像一团炽热的火，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朝气和活力、希望和信心，基层同志都愿意和他接近。

理琪对张修己的母亲十分敬重，并按照传统习惯，每天早晨起来，向他母亲问安。老人缺什么东西，他外出回来，总是想方设法弄点回来。他善于用家常话讲革命道理，使老人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觉悟。从这里人们看到了一个谦恭、仁义、重孝的理琪。

1936年9月，理琪曾在文登界石西院下村王利华家秘密住过一段时间，据王利华回忆说：理琪要离村到烟台工作时，突然提出要见见村里一位因一一四暴动痛失5位亲人而精神错乱的老人。王利华怕理琪的身份因此暴露而拒绝。理琪坚持说：想个办法，我一定要看看这位老人，可以不让他看见我，但我非见见他不可。他从衣袋里拿出两个熟鸡蛋递给王利华，说：这两个鸡蛋，你要亲自给老人，看着他吃下去。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了。王利华只好照办，把老人找来家，理琪躲在里屋偷偷看着老人。老人吃完鸡蛋，王利华送他离开时，回头看到理琪正抬着衣袖在擦泪。老人已经疯了，见与不见他都感受不到了，但理琪却出于对老人一家为革命巨大付出的尊敬，坚持要看看老人再走。这既是一个革命者的侠骨柔肠，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宅心仁厚。

正是这样一个优秀而大写的人，影响和带动了无数的人跟随他走上革命道路。钱学森说过：“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通过信任这个人、敬佩这个人，进而相信这个人的组织及其主张，这就是共产党人人格魅力在红色文化传播中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感染力量。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综合而言，是共产党这粒优秀的种子与胶东这个优秀的族群结合，结出了红色胶东这颗优秀的果实，这颗果实蕴含着红色胶东精神这一优秀的文化基因。

五、红色胶东精神告诉了我们什么

红色胶东精神虽然形成于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留给我们很多思考与启示，其中尤为重要的有三条。

1．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民族精神

家国情怀的本质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日间发生了两场战争：一场是甲午战争，中国有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龙旗舰队，却败得很惨；一场是抗日战争，中国已积贫积弱，却获得胜利。个中原因历史学家们见智见仁，但有一点是绝无争议的，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激发状态迥然不同。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核心。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离不开民族精神，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同样也离不开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2．任何时代都不能迷失信仰

革命理想高于天。红色胶东之所以不屈不挠、生生不息，靠的是理想和信仰的力量。

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志即方向、信仰。今天，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生活改善了，我们依然不可因此无视信仰、抛弃理想。失去信仰的人生，必定会迷失生活方向；失去信仰的民族，必定没有恒久的前进动力；而一个失去信仰的政党，更不会持久地赢得民心和执政地位。

3．任何时期都不能忘记“人民至上”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根本的特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依靠人民而发展壮大的历史；人民群众成就了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离开广大人民群众，党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

昨天，人民群众与我们同心同德、生死相依；今天，假若再次面临生死大难，人民群众还会倾力相助、以命相救吗？虽然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已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了，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理没有变，人民至上的理念不能丢。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丢弃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就会忘记为什么出发，忘记来时的路，犯下前功尽弃的错误。 

原载《时代报告 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