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东，于得水同志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人物。他是胶东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我党我军的忠诚战士。

于得水同志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是一九三五年胶东“一一·四”暴动的组织者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历任胶东昆嵛山区工农红军游击队副中队长、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特务大队长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是著名的“天福山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所领导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天福山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这支部队为胶东人民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日战争年代，于得水同志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长，山纵胶东五支队营长、团长，胶东五旅十四团团长，胶东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专员、司令员兼烟台、威海市警备区司令。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胶东军区人民武装部第一副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浙江台州军分区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浙江省军区建筑工程处主任。一九六一年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常务委员，他为革命屡建功勋。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得水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惨死在狱中，终年六十二岁。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于得水同志被害极为关注。十二年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四人帮”，于得水同志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

为人民而献身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胶东人民始终深切地怀念于得水同志。这里记述了他早期的(天福山起义前)革命斗争片断以寄托胶东人民深切的哀思。

于得水，原名于作海。一九〇六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洛格村一个贫农家庭。于得水的父辈弟兄三个。父亲当瓦匠，三叔是瓦匠，于得水弟兄六个，因为穷困、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他的三个哥哥夭折了，剩下他和哥哥、弟弟，由二叔带着种庄稼。

于得水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他刚能劳动，就和大人一起成天下地干活。阴天下雨也不得闲，在家里结蓑衣编篮子，卖几个钱换米。尽管全家人辛勤劳动，但每年交过租息，总是所剩无几，缺吃少穿，受尽熬煎。

于得水十多岁时，看见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上学读书，他也想去。奶奶说：“傻孩子，咱们家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和功夫上学！”父亲因为生活所迫，脾气很暴躁，听说儿子要上学，就火了，把他痛骂了一顿，还打了他两个耳光。

由于从小没能念书，到一九二四年前后，十七、八岁的于得水，就经常在晚饭后到于令汪老人那儿去，听他讲水泊梁山和孙悟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年青的心灵里渐渐产生了影响。他想，穷人不能学文就学武，武功学好了，就不怕人欺负。当时，村里有拳房，不少青年在那儿练拳。于得水让妈妈找人求情，父亲答应了让他学武术。

于得水高兴极了，他白天干活，晚上学武非常热心。几年以后，他学成了一身好武艺，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身体练的棒棒的，胃病也好了。

一年，遇上春旱，好容易把庄稼抢着种上，秋天，又被暴雨冲光。交不上租子，父亲被捉去，二叔和哥哥逃到大连谋生，三叔上吊自杀，弟弟、奶奶和哥哥，也都因病无钱求医先后死去了。接二连三的惨痛遭遇，在于得水的胸中燃起了仇恨的烈火，他同吃人的旧社会，同狠心的地主老财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于得水更加努力练武了。他决心学梁山英雄好汉的样子，以“武术会”之名，安营扎寨，招兵买马，与官衙老财结对头，为穷苦人们争出头之日。其时，他一面种庄稼，一面做小买卖，经常赶集，想尽量多结识一些人，以备将来共同举事。一次，他听一个熟人说，中国有个比武术会还好的组织，叫农会。这个组织遍布全国，不但外地有，本地也有，参加的人都是农民，力量很大。大家联合起来，可以抗租息和苛捐杂税。他感到这和自己的想法对头，很想参加。1931年6月，他通过这个熟人的关系，认识了林子西村的邹青言(我党地下党员，代号石匠玉)。邹青言同志绍他加入了农会。

从那以后，邹青言常到于得水家里来，跟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一次，邹青言对他说中国还有一个更革命的组织，叫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专为穷人打天下。于得水听得入了迷。他问：“咱们能加入吗？”能。只要跟穷人一个心眼，就能。咱俩注意找，一定能找到。这事可一定不能向外说。”日子一天天过去，于得水多么希望早些找到共产党啊! 七月十二日，邹青言又来到于得水家里。他说：“我找到一个人，他也许知道共产党在哪里。”于得水急忙问：他是谁，在哪里?”邹青言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话，接着说：“参加这个组织，要求很严，一切要服从指挥，你愿意参加吗？能办得到吗?”于得水同志急不可待地回答说，“我坚决参加！一定能做到！”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们俩背着钱褡子，装着去赶集，步行三十多里来到界石村。这里赶集的人很多，在村西河沿上，有一个人正在等他们。这人名叫绍先，是我地下党的同志。绍先拉着于得水的手，亲热地说：“听说你想加入共产党，我们很高兴！”谈了几句后，绍先又回村找来一个人，对于得水说：“这是刘振民同志，代号水子。你要求参加党的问题，我们研究过了，同意接收你。现在由水子同志跟你谈谈。”他们坐在树下草地上，刘振民给于得水谈了很多。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党的纪律；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党员要具备哪些条件，应该做到哪几个方面，都谈到了。最后，刘振民告诉于得水：“从今天起，你就是共产党员了。你在党内的名子叫于海。”说完，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把于海的名字写在上面。找到了党，加入了党，于得水心胸豁然开朗，前进的方向更明确了。

于得水入党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准东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十月十七日，邹青言、绍先、于得水等，在于得水家里开了一个党员会。他们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决定大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迅速建立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站，深入开展各项工作。于得水同志认识很多人，加上注意交朋友，在工人、农民、渔民、盐民、小商贩，以至旧军队下层中都有熟人。他就利用这些关系，秘密进行党的工作。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党在昆嵛山区的影响迅速扩大，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的拥护者和同情者越来越多，地下秘密联络站也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于得水同志的家也是秘密联络站之一。   

1933年7月12日，是铺集赶集的日子。按照事先的约定，晚上，邹青言、绍先、于得水、吕以明等同志，在于得水家里开会，汇集情况，研究工作。于得水的家在村子东北角，屋后就是野外，靠后窗是一片一人高的玉米地。开会前，于得水特地安排人装作乘凉，在屋子周围放哨，以防万一。会议直开到深夜十二点才散。谁能想到，就在他们开会的时候，村里的几个坏家伙藏在窗后玉米地里偷听，接着就写了密信，连夜报告伪葛家区联庄会。伪联庄会长丛镜月接到密信后，带兵连夜来捉于得水。他们以为开会的人当夜不会离村，所以赶在拂晓把村子包围了，接着就派兵搜于得水同志的家。

事也凑巧。这天，于得水的妻子一大早就起了床，正在准备做早饭，忽听街门口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又见几个拿枪的匪兵冲进院子，就急忙将于得水打醒，说：“快！敌人进家了！”于得水听说敌人来了，急中生智，一个急翻身，就势把灯窝纸打破，顺手摸过挂在灯窝外面墙上的菜刀，猛力向炕头一拍，站起身来，大吼一声，“哪个想死就过来！”接着又大声喊妻子：“快拿枪来！”敌人早就听说于得水武艺高强，非常胆怯，又听说有枪(实际没有枪)，就更加害怕了。已经闯进屋的敌人，急忙退到院子里。于得水乘机一个箭步从炕上跳上桌子，又从桌上跳上柜，用肩将屋笆轻轻一扛，顶破一个斗大的窟窿，飞身窜出屋顶。敌人发现了他，一边鸣枪，一边狂喊乱叫，“捉活的！”“捉活的！”于得水纵身从东山头跳下，顺着胡同向南面大街上跑，敌人发现后，从胡同南迎面堵过来，他急转身向北，刚跑了几步，北面的敌人也追过来了。在这进退无路之际，他一个窜跳，攀上七尺多高的墙头，跳进孙东云的院里，想从东北角的药铺冲出去，可是发现柜台外面也有敌人。他又飞身翻进孙老八的院里，看看还是没甩掉敌人，于是决定再到西面一家去。刚下过雨不久，地上的泥土很粘，为了不给敌人留下脚印，他灵机一动，使出全身的本领，用两手抓住屋檐，脚不沾地，一下一下地挪到墙跟前，然后翻身跳到孙树堂的院里。于得水走进东房，掀开席子，用菜刀揭开一块石板，跳进炕洞，又将石板盖上，孙树堂的母亲和儿媳妇忙忙把席子铺好，又把一些杂用东西堆在炕上。刚刚收拾好，敌人就闯进来了，翻箱倒柜，四处搜查，还用刺刀向炕洞里捅。折腾了好长一阵子搜不到于得水，敌人气得骂着说：“听说这小子能飞檐走壁，可没听说他会隐身法，怎么无影无踪了呢?”天快晌时，大部分敌人撤走了，只留下几个便衣侦探，在街头巷尾窥视。于得水这时钻出炕洞，换了身衣裳，洗净了脸，手拿镰刀，提个篮子，装作上山割牲口草的样子，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村子。  

从这个时候起，于得水就离开了家庭，改名林得胜，参加了我们党所领导的地下游击队，活动在昆嵛山一带。这期间，他一方面进行地下联络，帮助各地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彼此加强联系，发展和扩大党的队伍，一方面进行武装游击活动。他曾经凭着机智勇敢，在与牟平城敌人的三个便衣侦探遭遇时一个人将敌人全都干掉。他曾经带领五名游击队员，在夹村趁着赶山会的机会，砸了敌人的税卡，烧了税票，缴获大枪四支，子弹一百多发，还向赶山会的老百姓，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对于得水，敌人是又恨又怕，伪县政府多次通缉他，还专门出告示，画影涂形，悬赏捉拿。告示上写道——匪首于作海——是我国民一大害。为保国安民，望各地协助缉拿。凡生擒者赏洋一千，毙其命者赏洋减半。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为了于得水同志的安全，让他暂时转到外地从事革命活动。于得水在外地，先是做工，后来又转到农村的一所拳房里当老师。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宣传党的主张。

由于连年灾荒，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地主老财残酷剥削，胶东人民受尽了熬煎折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使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觉醒了，到1935年，一场革命风暴正在千里胶东孕育着。就在这年的夏末秋初，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于得水又回到胶东。新的形势给于得水增加了新的力量，他日以继夜地为革命辛勤工作，一点一滴地为革命集聚力量。他先是到宋村、神格庄一带，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拳房进行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力量。后来到石岛附近的槎山山西头和大庄等地，公开设立拳房，通过教武术发展力量，了解敌情，聚集武器，又到牟平、海阳和昆嵛山后一带进行秘密联络，了解各地组织的情况，部署任务、筹划子弹等。这段时间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入冬后的一天下午，于得水在大庄头一带活动，接到丁树杰同志的一封信，要他去丁家洼村碰头。当晚他向同志们交待了工作，次日一清早就动身，步行一百多里，晚上赶到了丁树杰家。在这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刘振民同志传达了中共胶东特委的指示和决定。前几天，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同志（代号珠子）到文登城和荣成路过这里时，曾向刘振民和丁树杰口头传达了特委关于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并说程伦（代号程先生）和曹云章等领导同志，已去牟平和海阳一带分头进行准备。

另外，为了加强胶东特委的领导力量，上级已批准增补刘振民、丁树杰、邹青言、于得水四同志为特委委员。暴动计划由文登、荣成、牟平、海阳四县联合行动。每县成立一个大队，加上特委的特务大队，共五个大队。于得水和刘振民同志负责特务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这个大队以脱离家庭的一部分同志为骨干组成。第一步的任务是和荣成大队一起，先拿下石岛盐务局、保安队、商会和运输公司等，将敌人全部缴械，夺取枪支、子弹、汽车等。然后特务大队打黄山区公所，荣成大队乘夺来的汽车去打高村区公所。最后，这两个大队与文登大队会合、一起攻打文登城。暴动定于农历十一月四日举行。

按特委部署，三日，特务大队就开始了行动。早晨，于得水、金牙三子、丛振东(代号丛老虎)、马洪玉(代号老马)、小刘等同志，从孔格庄出发。这里离石岛一百多里。因为当晚石岛盐务局是我们的人站岗，所以必须在九点以前赶到。大家都化了装。有的骑自行车先去了；有的拐着篮子装作走亲戚，有的撅着条筐装作挑鱼、虾的，顺利地骗过了沿途敌人的盘査。黄昏前，大家集中到山西头村，在这里稍作停留，又出发直向石岛奔去。这支队伍共有五十多人，但只有三支短枪，三粒子弹（其中只有一粒能用得上）。其余都是土枪、大刀片和红缨枪。有的同志问：“枪里没有子弹能行吗?”于得水风趣地说“子弹有的是，都在石岛仓库里。我们去向敌人要，他们还知道我们的枪是空的吗? ”说得大家都笑了。

走了十多里，来到石岛山西南头一个叫做“疥巴子窝”的地方。月光下，看见迎面四、五个匪兵穿着大衣、扛着长枪走来。于得水马上命令队伍卧倒，做好战斗准备，他和金牙三子、丛老虎等继续前进。快到近前，于得水一个窜跳上去，用枪指住了敌人：“举起手来！”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五支大枪和三百多发子弹就被缴下来了。他们从俘虏口中知道，石岛的敌人已经得到消息，有了防备。于得水把部队带到石岛南口子土地庙附近，同提前到石岛联系的刘振民接上了头。刘振民说，石岛的党组织可能被破坏，他找了几处也没接上关系，详细情况摸不到。于得水一听，当机立断，马上研究改变原定计划，决定马上向西去打人和集镇公所和雀岛盐务局，再打黄山区公所和宋村盐务局，然后和文登大队会合，攻打文登城。这里离人和集三、四十里。为了不使敌人发觉，队伍分两路走。于得水和金牙三子、丛老虎、小刘、马洪玉等九人走大路，另外一支队伍由刘振民带着翻山走小路。他们约定了会合的地点、时间和信号，还派出几个同志去抃电话线和破坏敌人的公路要道。到人和集说是大道，实际是顺着港汊的一条弯曲小路，乱石遍地，坎坷难行。直到拂晓，他们九人才赶到人和集附近。

人和集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镇子，一条东西大街，镇公所座落在街西头，大门坐南朝北。四日这天正好逢集。他们几个人赶了一夜路，衣服被霜打湿，浑身沾满了尘土，鞋、袜子上全是泥巴。这付样子怎能进镇公所?于得水想了个办法：太阳出山以后、赶集的人熙熙攘攘，金牙三子和小刘装作打架的，你推我拉，吆吆喝喝，向镇公所走去。于得水装作拉架，跟在后面。赶集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其余的装作看热闹的混在人群中。到了镇公所门口，门岗拦住喝问：“干什么的?”打架人说：“我们来打官司！”这时，于得水一个窜跳上去，缴了门岗的枪，又一挥手，带领几个同志冲进了镇公所，用三支枪指住了正在吃早饭的二十来个镇丁，大家很快从枪架上取下了敌人的枪支和子弹。不一会，刘振民带着队伍赶来了。大街上一片欢腾。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天空，绣着镰刀、斧头图案，标着“抗日救国人民自卫军”大字红旗迎风招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等彩色标语贴满了大街两边的墙壁。乡亲们有的在听战士们宣传演说，有的面带喜色奔走相告。于得水同志很快整理队伍，乘胜奔袭鹊岛盐务局。有些群众也跟随队伍去了。赶到那里，敌人已闻风逃跑。他们收拾了一部分枪支、子弹、大刀等，还有一匹枣红马。这时黄山区公所和高村区公所的敌人也跑了。于是，他们决定直奔宋村盐务局。队伍走到张家埠村南，发现远处有几十个人从北向南走。于得水马上传达命令，”“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先朝对方大声吆喝，“你们是干什么的?”对方回答，“我们是盐务局的！你们呢?”“我们是文登县便衣队！”，待双方队伍靠近时，于得水同志一声令下，战士们就象猛虎一样高喊着“缴枪不杀”，闪电般的冲到敌人跟前，敌人为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呆了。一个个乖乖地被缴了枪。队伍赶到宋村盐务局，敌人也闻声逃跑了。他们把队伍拉到孔格庄。这时，队伍已经扩大到一百多人。共有长短枪五十六支。子弾二千五百多发，大刀片二十多把和还有一部分土枪。  

人民革命的风暴使敌人惊恐万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军阀韩复榘，急忙调动了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和警备旅，还有地方反动武装，共三、四万人，对革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和镇压。在这场斗争中，特委书记张连珠和程伦、曹云章、丁树杰等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于得水同志领导保存下来的特务大队，被迫转移到昆嵛山中，继续同敌人斗争。

昆嵛山重峦叠障，地势险要，方园几十里与周围的文登、牟平、荣成、威海等县市的山脉相连。这一带群众基础好，是进行游击战的好地方。于得水带着队伍进山时，正值寒冬。他们缺食少衣，没有药品。困难重重。他想起死难的战友，悲愤难抑，看看眼前的处境，感到担子很重。为了坚持斗争，他同大家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以后革命活动的计划。敌人对“一一．四”暴动进行了反革命武装镇压后，又采取三种手段，妄图彻底扑灭胶东人民革命的火焰。一是在文、荣、牟、海四县反复进行清剿，扬言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二是强令保、甲长告发，胁迫党员自首。三是造谣欺骗、蛊惑人心，吹嘘什么“共产党的头子都被捉住了”，“于作海的头挂在(文城)西城门上”等等。根据这些情况，他们决定化整为零，让负伤和有病的同志下山，没有暴露的回家，尽一切力量开展工作，”按规定的信号进行联系。其余同志坚持在昆嵛山，采取分散与集中，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办法，反清剿、反欺骗、反告发、反自首、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敌人的清剿在平原地区进行，重点是那些出了名的“红”村子和比较大的村镇。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牵制敌人的兵力，减少那里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损失，于得水把游击队员分成三个组，或穿便服，或穿缴获敌人的服装每晚出去扰乱敌人。第一组由李明负责，到界石、龙泉泊一带活动，摸敌人的岗哨，扰乱一气，再到太白顶、猴子崮石、老婆闯闯山等山坡上去掀石炮(从山上向下掀石块，石块滚动，隆隆作响，极似炮声)，第二组由金牙三子负责，到牟平县的水道一带扰乱敌人后，再去昌山、黑定崮等山头掀石炮，到长夼、黑风岭一带放山火。第三组由张东和吉吾同志负责，在黄龙岘西山的金家埠、马家庄、宋家口一带活动后，再到无染寺的西北山掀石炮。这样，每到晚上，昆嵛山上有的地方石炮轰响，有的地方火光连天，敌人在据点里不得安宁。社会上也到处风传，昆嵛山中遍地是共产党。敌人上了圈套。从四面八方调集力量，对昆嵛山进行反复清剿，机枪、大炮成天不歇，不但每个村庄、山庵、寺庙没漏掉，就是每个山洞也都抄过好几遍。但是，清来剿去，连共产党的影子也没见到。原来，就在敌人开始剿山时，游击队已经转移到平原和沿海一带去了。敌人在武力清剿的同时，还无耻的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只要自首，既往不咎”，妄图胁迫和利诱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阴谋，于得水将游击队化整为零，秘密活动。他们在墙上书写革命标语，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谎言。同时，千方百计同地下党员同志联络，传递消息，鼓舞斗志。对于地方上的一些同敌人串通一气、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则坚决打击，严厉制裁。汪瞳区伪区队长杨玉洲的狗腿子江全徳，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暴动前他称霸乡里，迫害我地下党员，鱼肉百姓；我暴动后，他更加肆无忌惮，经常带人到各村去侦察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向敌人提供情报，给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游击队决心除掉这一害。

一天晚上，王亮同志按照于得水同志的意见，带领柏永新、王洪、刘伏考等八个同志，秘密潜到三庄村，将江全德逮住，拉到街上处以死刑。这件事给了敌人以极大的震动和威慑。暴动失败后，各地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时间，上下左右失掉了联系。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恢复同白色地区党员的联系，及早找到上级党组织，于得水身带双枪，趁着黄昏，化装下山。他昼伏夜行，先后潜到昆嵛山南的泊子村、陡埠村附近和海阳所一带的薛家、杜家、大滩等村，还乘渔船从海路赶到石岛附近的槎山和大山头村一带活动，找到了一些地下党的同志，详细地了解情况，鼓励大家挺起腰杆，继续坚持斗争。之后，又从陆路步行一百多里返回昆嵛山。于得水这次下山，虽然了解到很多情况，但是，一些领导同志的下落没能打听到，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没能接上。

不久，他又再次下山。这一次，他从昆嵛山后转到山东，又从山东转到山前，见到不少地下党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没打听到一些领导同志的去向。后来他潜到林子西村，避开敌人的侦探，趁黄昏时去到邹青言家里，打听到了他活动的地方。当晚，他在虎山西面合子村郑同昌同志家里，找到了邹青言同志，并了解刘振民、张修己（代号老贴）、王台等领导的下落，心里非常高兴。第二天晚上，于得水、邹青言按预定的时间、地点，同刘振民等同志碰了头。当时，敌人开始向县城集中，形势可能趋于缓和。他们决定，下段工作的中心是恢复、整顿，巩固党组织，加强思想和纪律教育，解决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发展，把在暴动前后表现比较好的、经受住考验的，逐步吸收到组织里来。在军事上，继续进行游击战。她们还要邹青言和张修己等同志进一步想办法与上级党接关系。不久，邹青言通知于得水：与上级党的关系接上了。并且告诉他 ，有一个同志来到胶东，这个同志名叫理琪，前天已到张修己同志家。他们几个人研究，在上级没有新的指示以前，临时先由理琪同志担任胶东特委书记，于得水听说有了新的特委书记，象夜航的渔民突然看见了引路的灯标，高兴极了！第二天。于得水便赶到沟于家村张修己同志家里，见到了理琪同志。一九三六年春，清剿的敌兵逐渐撤走了。于得水领导的游击队，终于渡过最困难的时期。

昆嵛山东麓有一个大集镇，名叫界石村。这个村里驻着几十名敌兵，这伙敌兵曾同展书堂的军队一起清剿过昆嵛山，还曾配合国民党文登县大队袭击过我地下党在昆嵛山老蜂窝举办的学习班。这个地方在昆嵛山的鼻子底下，又是山前和山后及山东之间的交通枢纽。清剿的大队敌人撤走了，这伙匪兵仍然横行乡里。他们晚上经常派出便衣，侦察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这给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对附近老百姓危害也很大。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拂晓，于得水、邹青言、王亮、刘松林(代号刘老头)等同志，在院下村西北山一个山庵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谈到界石的这一伙敌人，于得水主张拔掉这个钉子，于是让邹青言去请示理琪同志。第二天，邹青言带回来“理琪同志同意”的好消息，理琪还嘱咐大家：要做好准备，通过这次行动，不仅要及时消灭敌人，装备自己，还要搞好宣传，扩大党的影响。界石村敌人住的房子临街，房子东头有个南北胡同，直通野外。这个地形对我们很有利，便于接近敌人。但是，这里离汪疃只有十多里路，敌人容易增援。于得水认为不应强攻，而应偷袭；不应久战，而应速决。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一天逢集，于得水和同志们化了装，从昆嵛山等不同地方，向界石村附近一个约定的地点汇集。黄昏时，队伍开始行动。他们从敌人房子东头的胡同插进去，转过胡同口，就是敌人的大门。一看，大门已经关上了。王亮走上前去叫门，于得水等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敌人的门岗听见门外有人喊：“开门”，就问：“干什么的?”王亮回答：“高景清的父亲得了急病。我是给他送信来的。”门岗信以为真，把门打开一条缝，王亮立即用右肩一扛把门扛开，接着夺下了他的枪。几乎在这同时，于得水一阵风似冲了进去，飞身奔到敌兵宿舍的门口。敌人几乎全在屋里，有的在打麻将，有的躺在床上，于得水大吼一声：“举起手来！不许动，谁动我就开枪! ”几十个匪兵吓懵了，有的坐在凳上举起手，有的坐在床上举起手；有的吓得从床上滚到地下。这时，突然从右边门旁闪出一个人来。这人是敌人的小队长，会点功夫，他窜到了于得水身侧，两只手抓住枪就夺。于得水拿枪的右手向前用力一推，急速抽手，甩开了敌人，但是，匣枪机头却被损坏，打不响了。正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枪，子弹打中于得水腰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里顾得疼痛。他瞅准机会，用左手朝敌人的脸和鼻子猛砸一拳，紧接着又朝他跨下飞起一脚。这家伙“啊唷”一声，鼻口窜血，倒下去了。这时，于得水两腿打颤，支持不住，身子倚在门框上，左手捂住腰上的伤口，手里的枪仍旧指着敌人，喝道，“谁动我就开枪打死他！”敌人吓得头不敢抬，一动不动。他咬紧牙关坚持着，直得刘松林等人冲进来，把敌人的枪全部缴下。

这一次，共缴获长短枪二十多支，子弹三千多发。任务完成后，参加战斗的同志，有的重回昆嵛山，有的分散回到各地。于得水被护送到倪家产村养伤。几天后，又转移到昆嵛山前韩家庄从桂滋同志的姐姐家里继续治疗。

于得水的伤情有了好转以后，就去牟平、海阳一带活动。此时，特委已搬到烟台。邹青言随同理琪同志一起在烟台工作。

秋末的一天，于得水与邹青言按事先的约定，在合子村郑同昌家里碰头。两人就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巩固等问题交换了看法。于得水感到这时党内思想比较混乱，想找理琪同志当面汇报。于是，他俩又约定在烟台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几天后，于得水化装成做小买卖的到了烟台。第二天在南山丈八口北面公路底下的桥洞里会面。于得水把他所了解的党内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向理琪作了汇报。理琪听后，就党内教育、社会宣传等问题，谈了许多重要意见。另外，还谈到特委经济困难的问题。于得水当即提出去打垒子盐务局，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经费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还可以扩大党的影响。他的意见得到了理琪同志的支持。

于得水离烟返回后，找到刘松林、丁希田(代号花生皮子)、吉吾、老车等同志，传达了理琪同志的意见以及打垒子盐务局的决定，要大家分头向各地党组织口头传达，并把他带回来的特委油印的一些党内文件和学习材料分发下去。因为当时他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大家提议打垒子盐务局的事暂时向后推一推，眼前先做些准备工作。关于特委的经费，大家先想些其他办法。

很快，老车和丁希田同志借到二十五元钱，于得水马上派刘松林同志送给邹青言同志，由他转给特委。

一九三七年春，于得水伤口痊愈，别的同志也把垒子盐务局的情况侦察清楚了。

一天晚上，于得水、金牙三子、柏永升、刘松林、丁希田、吉吾等同志，按照事先的约定，在老牙山庄于建业同志的家里开会，制订打垒子盐务局的具体方案。垒子盐务局地处海滩，地形平坦，周围没有可以作为掩护的树木和建筑。大家决定装作买盐的，利用白天时间，将敌人来个一锅端。他们编了五个组，分别由柏永升、金牙三子、刘松林、老车和小孙负责带领。具体分工是：于得水同志负责搞掉门岗，然后他和吉吾一起，在大门口封锁敌人，在此同时，柏永升、金牙三子和小孙三个组，立即冲进去，两个组控制正房，一个组控制东厢，将敌人全部缴械。老车一组负责缴钱柜。刘松林一组负责警戒、照顾伤员和物资，并向群众进行宣传。

第二天拂晓，于得水等二十多个同志化了装，从老牙山庄分头出发。他们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小车，还有的用竹扁担撅着麻袋。从老牙庄到垒子盐务局有五、六十里路。快到中午时，大家差前不后地都赶到了。这一天来买盐的人很多，都集在盐务局房子东头的一块平地上，等着打盐票。各组的同志都混在人群里。于得水站在大门东边的墙角，注视着大门外敌人的活动。过了一会，门外的敌人都走进大门里边去了。门岗扛着枪多在门口东西来回走着。看到他向西走时，于得水向大家使了个眼色，大家都做好了准备。等门岗转回头来向东来了，于得水左手拿着钱迎上去说，“老总，我隔这里很远，请你帮个忙，代我打张盐票吧，我好早些买好往回走。”敌人见了钱，两眼滴溜转，笑嘻嘻的伸手来接。这时，于得水快如闪电，朝他脸上一拳，胯裆一腿，把他打倒在地。其他同志一齐掏出手枪，各组都按自己的任务迅速行动。

正巧，敌人这时正在吃午饭，忽然听见：“举起手来！不准动！”的吼声，一个个都吓楞了。有的碗筷掉到地上，还有的拿着碗筷举起了手。很快，敌人就被全部缴械了。老车那个组因没弄到钥匙，很长时间才把钱柜砸开。这一次他们缴获的战利品有：钱一百零九元、长短枪二十多支、子弹一千一百多发、大刀片和刺刀各十多把。

不久，于得水按约定的时间，化装去烟台给特委送款。他同王大头同志见面后，才知道年前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和邹青言等同志被捕。特委的油印机也被敌人搜去了。这消息如霹雷轰顶，于得水同志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他的眼圈红了，他的拳头攥得叭叭响。他决心继续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昆嵛山以后，于得水和同志们商量决定：将上送特委的六十元钱和留作特别支出的二十四元合起来，由王亮同志去买油印机，用来扩大党的宣传教育，余下的钱再做几套军装，以便同志们活动时化装用。

此后，于得水和红军游击队的同志们，一直在昆嵛山一带坚持斗争。他们为党保存了力另，为革命培育了骨干。

1937年12月24日，这是胶东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于得水同志带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开赴天福山，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著名的天福山起义。

丛桂滋（1905-1992） 又名丛大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崮头集人。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任中共胶东特委秘密联络员，参加天福山起义后，先做三军后勤工作，后任大队长、东海地委保卫局长、南海地委委员兼公安局长、北海地委委员兼公安局长等职。1949年10月始，先后任山东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劳动厅办公室主任。1978年6月离休。 

丛振东（1913-1989），原名丛培进，号步云，曾用名丛进、丛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院西村人。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6月任文登县委巡视员。同年冬，参加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一一·四”暴动，任特务队指导员。1937年参加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后历任中共文登中心县委巡视员、文登县组织委员、东海特委巡视团长、荣成县委书记、威海行政办事处主任、鞍山市市长、安东省第五专署副专员、辽南省民政厅厅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工业厅厅长兼党组书记、西安国营786厂党委书记、山东省建委副主任、省计委副主任、省地质局党委书记等职。977年3月离职休养。1977年12月当选为山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1984年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省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