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初威海四大交响乐章

（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  张修成）

胶东，一片红色的热土；威海，胶东革命的摇篮。英雄的威海人民，素有顽强不屈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

今天，在我们共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就威海抗战之初发生的四件大事，与大家一起回顾交流。我把它们称为四大交响乐章，它们是天福山起义、威海起义、奇袭牟平城血战雷神庙、创建蓬（蓬莱）黄(黄县，今龙口)掖(掖县，今莱州)抗日根据地。

一、天福山起义：率先打起胶东抗战第一面大旗

威海抗战之初，天福山起义首举胶东抗日武装大旗，点燃了胶东的抗日烽火，吹响了胶东抗战的号角！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国难当头，中国军民奋起抗战。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9月下旬制定了10条纲领。纲领指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在韩复榘军队开始撤退或溃散，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是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起义部队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弹药。10月初，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的日军侵入山东，国民党军不战而逃。10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秘密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制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决定分区发动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冀鲁边、鲁东南、鲁西北、鲁东、鲁南、泰西、和（微山）湖西十大起义，主动肩负起抗战的历史使命。

会后，山东省委派林一山和张加洛等一批共产党员回胶东。此时，根据国共谈判达成释放政治犯的决议，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理琪、宋澄、宋竹庭等出狱后，也被山东省委派回胶东。这些同志回胶东后，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准备抗日武装起义。

12月15日，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在“小苏区”文登沟于家村召开扩大会议。由于离文登县城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当时昆嵛山、天福山一带党的活动异常活跃，被誉为“胶东小延安”。理琪在会上传达中共山东省委指示：重建中共胶东特委，撤销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胶东以文登、牟平、莱阳等县的群众武装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12月24日凌晨，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胶东特委负责人登上天福山。大家在玉皇庙的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了天亮后的具体行动。清晨，80余名抗日志士相继到达天福山，起义仪式在天寿宫前举行。

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宣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关于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代表特委作起义动员。“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全面进犯……我们是坚决不当亡国奴的。怎么办呢，我们要拿起武器武装起来，向帝国主义斗争。不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决不罢休，牺牲到最后一人，我们也要抗战到底。”在张修己上世纪7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记录下了这段理琪在天福山起义时的讲话。

理琪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接着，林一山、柳运光分别就武装工作和统战工作讲话。最后，特委决定：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特委领导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张修己、张修竹等留在沟于家村作联络工作；参加起义人员中的50多人编为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起义队伍中，有一支红军游击队——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北方保留下来的仅有两支红军游击队，一支是陕北的刘志丹，一支就是昆嵛山的于得水。于得水的队伍虽然很小，但意义不可小看。以3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作为起义骨干，这在中共领导的北方抗日地方武装中也是唯一的。

三军人数虽然不足百人，但它却像星星之火，点燃了胶东抗日的烽火。天福山起义使胶东22个县8百万群众动员起来抗日了！

从此，第三军成为胶东抗日的一面光辉旗帜。天福山起义树起的不仅是一面抗战之旗，更是一面精神之旗，她成为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威海人民不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说：胶东是革命的摇篮。胶东半岛这个小小的地方，出现了四个野战军，这是罕见的，是很不容易的。胶东半岛第一面红旗就是在天福山竖起来的。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在天福山起义的精神感召下，在这个红旗飘扬的时代接受教育的。

1962年8月，郭沫若来胶东，特别赋诗纪念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天福英雄是理琪，献身革命国忘私；当年猛打雷神庙，今日高标星宿旗。

天福山上有座红旗亭，是天福山起义竖立义旗的地方。当年这面自制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火红的大旗，现在被珍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说：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组织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打响了胶东人民抗日的第一枪，创建了胶东地区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烽火，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期，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了20多次抗日武装起义。天福山起义，是继1937年7月冀鲁边和11月鲁东南起义之后的山东第三大抗日武装起义。

今年8月，天福山革命遗址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遗址名录。

二、威海起义：巧妙运用我党统一战线法宝的杰作

威海起义是天福山起义的继续和发展。天福山起义后，根据中共胶东特委的统一部署，威海、荣成、牟平、黄县、蓬莱、莱阳等县相继举行了10多次起义。

1937年10月，山东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部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派出一批“民先”队员到各地开展统战工作，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因其胞兄孙玺凤在威海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便到威海开展工作。孙明光到威后，很快与中共胶东特委取得了联系，并利用自己有利的身份，活跃在威海中学、海军教导队和国民党威海政训处，宣传抗日。

此期，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做了抗日武装起义的大量准备工作。临时工委书记吕志恒与威海“民先”骨干孙端夫、袁时若、赵野民等人一起，在威海宣传发动群众，收集武器，为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当时，处在沦亡前夜的威海形势日趋紧张。威海各阶层抗战与投降的矛盾相当尖锐：威海商会妄图以出卖威海为见面礼，投靠日本当汉奸；警察局长郑维屏手下有几百名警察，他加强与商会的勾结，密谋策划，反对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驻威海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的官兵有爱国之心，中队长郝道逵和周军需官等人倾向中共的抗日主张，但因与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有矛盾，对起义的态度不置可否。管理公署卫队倾向于起义，孙玺凤有抗日之心，但顾虑较多，举棋未定；以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总干事孙端夫及政训处官兵、以孙明光、袁时若、赵冶民为负责人的“民先”组织及一些进步教师、青年学生，是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五派力量对孙玺凤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共胶东特委据此制定了“利用矛盾，发展统战，壮大自己”的正确方针，1938年1月15日凌晨发动起义。上午9时许，文登、威海方面的中共党员、威海“民先”队员及部分学生、农民100多人的起义部队集结到管理公署。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与孙玺凤作最后谈判，孙玺凤表示支持起义。军火仓库打开，取出近百支枪和军装、军毯等军用物资，装备了起义队伍。理琪命令曹漫之向空中打三枪，以示起义。起义部队在管理公署院内召开大会，理琪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中华民族当前面临的危险，号召大家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民众，开展武装斗争，联合一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保卫胶东。下午3时，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一行到码头，孙玺凤同弟弟孙明光登上开往香港的英国“太古”轮。下午4点半，起义部队100多人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于次日到达文登沟于家村。

威海起义是胶东党组织成功运用我党统一战线法宝的典范。当时威海的形势极为复杂，五派力量交织、较量、抗衡。孙玺凤虽感国难当头，赞同抗日，但考虑到自身处境困难，是离开威海还是随起义部队到农村打游击，尚未下定决心，是理琪最后说服了他。理琪的理论修养、领导艺术及人格魅力，几乎当时所有认识他的人，无论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群众，无不翘起大拇指。

理琪来胶东前，胶东党组织还不够成熟。理琪的到来，使胶东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幼年不成熟的党组织，发展到成熟、能成功领导天福山起义、威海起义、奇袭牟平城的党组织，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理琪总结威海1935年“一一·四”暴动而写的《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抗战前胶东党组织的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为胶东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威海起义的成功，使在“岭上事件”中遭到严重损失的“三军”人枪倍增，军威大振。在威海起义震慑下，国民党文登政府即日将“岭上事件”中被捕的宋澄等26人释放。

随着抗日起义队伍的壮大和形势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抗日武装和地方工作的领导，1月19日，胶东军政委员会成立，理琪任主席，吕志恒任副主席；同时，第三军司令部成立，理琪任司令员，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辖2个大队和1个特务队。

三、奇袭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

1938年2月3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3000余人自青岛沿烟青公路东犯，侵占福山和烟台后，又兵分两路，一路东犯牟平，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招远，各县县城相继沦陷。2月5日，日军占领牟平县城后，以“胶东善后委员公署”的名义委任宋健吾为伪县长，建立起伪政权。

2月12日，“三军”和特委机关到达昆嵛山区崔家口一带。根据牟平地下党贺致平的情报，胶东军政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攻打牟平县城有利条件很多：一、伪政权刚组建立足未稳，我乘虚奔袭可操胜券；二、可以提高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三、可以锻炼部队，鼓舞斗志；四、可以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五、对友军还可以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有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决定，由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率第二大队留守崔家口，其余部队全部参加攻打牟平城。

2月13日拂晓时分，队伍悄悄来到牟平城外。奇袭速战速决，旗开得胜，摧毁伪政权，活捉伪县长宋健吾和伪公安局长、伪商会副会长等军政人员170余人，缴获100余支枪。上午10时许，“三军”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将其大部释放，只押着宋健吾等几个主要官员，携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撤至距牟平城3华里的雷神庙。

理琪、林一山和大队干部等在庙内南倒厅开会，对下一步行动产生了争议。会议进行到中午12点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决定立即转移。这时，忽然听到一个送饭的老乡高喊：“鬼子来了!”原来驻守烟台的近百名日本海军陆战队接到牟平县城被袭的消息后，在飞机的掩护下，乘汽车迅速赶到牟平县城。而我负责阻击和警戒部队的战士，缺乏战斗经验，在未报警的情况下自行撤走转移，因此日军得以迅速将雷神庙四面包围。

“三军”将士在理琪、林一山的领导下，沉着应战，不畏强敌，组织交叉火力，打退了日寇数次冲锋。其间，日酋甚至动用了海军的飞机。战斗从午后打到晚上，激战七个多小时。晚上７（9）时许，张建勋带领国民党牟平保安大队，从敌后干扰日军进攻，造成内外策应之势。敌人听到枪声，以为是三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加之天完全黑了，不敢恋战，带着伤亡的鬼子仓惶向烟台方向撤退，我军趁夜色胜利突围。

从现在保存的革命遗物——一块0.8 平方米的铁皮雨搭子上，竟有138个弹洞。从现存的木门、石碑、石础上，也可清晰地看出其累累弹痕，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

雷神庙这一仗，这是三军成立后，直接跟日军正面交锋的第一仗。三军20多名指战员，以简陋的武器装备，抗拒数倍于己且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毙伤50余敌寇，是山东抗战初期毙伤日军最多的一次。血战雷神庙，打破了日本人不能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增强了胶东敌后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年仅30岁的理琪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为胶东抗日救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亲历雷神庙战斗的张玉华老将军曾为此赋诗：特委决定向西行，三军主力打牟平。一夜翻过昆嵛山，天明攻克牟平城。理琪召开干部会，日寇海军陆战队。两军激战雷神庙，我军胜利突重围。

“雷神庙突围战”看似是个“突发事件”，但并非无因之果。没有天福山起义建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三军”，没有威海起义让“三军”迅速壮大成为200多人、100多支枪的队伍，加之当天奇袭牟平城缴获的100多支枪，就不可能有雷神庙的胜利突围。

雷神庙突围之战，三军将士顽强的抗战精神，奋勇杀敌的气概，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将永彪史册。

此后一段时间里，日军由于不了解我军虚实，龟缩在交通干线上几个孤立的城市内，这就为之后胶东特委开辟蓬、黄、掖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西上蓬黄掖：共建山东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5月，胶东特委和第三军西进到沿渤海的蓬莱、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与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第八支队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一起，共同创建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上旬，日军大举进占胶东地区，在此形势下，胶东特委内部对今后发展去向问题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部分人认为，文荣威一带的抗日形势初开局面，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此地。多数人认为，文荣威一带地处胶东东北角，特委久驻此地，不便于实施对全胶东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胶东特委及第三军总部的活动地域应该西移。

因此，1938年2月5日，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大水泊举行扩大会议，围绕特委及第三军总部的去向展开讨论。会议由理琪主持。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必须立即西进。其有利条件有三个：一是蓬（莱）黄（县）掖（县）地处胶东腹地，水陆交通便利，便于领导整个胶东的抗日斗争。同时也便于通过平度、昌邑与山东省委保持联系。二是蓬黄掖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胶东的“天府之地”，此处作为胶东的政治军事中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三是蓬黄掖一带抗战形势发展很好，为特委西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由于理琪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3月13日，中共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在牟平县马石店（现属乳山市）召开胶东特委会议，会议推举曹漫之代理特委书记，林一山和宋澄分别担任第三军总指挥和政委。

此时，胶东西部的人民抗日武装有了很大发展，黄县、蓬莱、即墨党组织分别建立了第三军三、二、九大队，掖县建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潍坊一带有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八支队。

1938年3月8日，中共掖县县委郑耀南、张加洛领导发动了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12日，正式宣布成立“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掖县县政府。至4月底，第三支队已发展到3700多人枪。

3月25日，潍坊一带的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第八支队会师。4月5日，两部合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该部不久东进胶东，与胶东第三军和掖县第三支队一起为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开辟作出了贡献。7月，省委命该部开赴鲁南。

中共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在西进过程中，不仅恢复了一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扩建了抗日武装，扩大了党的影响。3月中旬，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在崔家口进行短期整顿。下旬，到达福山县，后又派“第三军”宣传队到栖霞县，进行抗日宣传，鼓舞群众抗日热情。4月，在蓬莱县大辛店一带稍驻。在此期间，招远县梁岐山、滕利刃与曹漫之、吕志恒接上关系。根据胶东特委的指示，中共招远特支于4月中旬恢复建立，刘儒英任书记。同月，梁辑卿根据胶东特委意见，指示何冰皓建立中共栖霞特支并任书记。3月底，中共掖县县委与胶东特委接通关系。4月初，在掖县沙河镇召开由特委副书记吕志恒、三支队特支书记张家洛等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5月，胶东特委及三军总部率主力抵达黄县会师各路。

中共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到达黄县之初，在思想、组织和政权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一是5月份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二是5月份组建胶东抗日联军和三军四路，三是6月份上级改组胶东特委和三军领导班子。这些工作是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雏形形成的主要标志。

成立黄县抗日民主政府。胶东特委及第三军总部一到黄县，干部战士就深入到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不久，特委驻地及周围各村，纷纷建立起群众组织。为了推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在胶东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黄县人民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5月15日至17日，黄县城乡各界代表50余人，在菜园泊举行会议，成立黄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王维仲为主席，设立行政、教育、司法、民运、财政5个部。各部设正副部长各一人。不久，全县10个区公所相继建立。黄县县区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已完成实施对这一地区的领导，黄县成为当时山东省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县份之一。

组建胶东抗日联军。5月上旬，中共胶东特委副书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主席林一山等率领三军直属部队从文登、荣成、牟平一带来到黄县，与鲁东第七、八支队会师。5月6日，平度县国民党顽固派张金铭纠集莱阳、栖霞、招远等县的土顽部队，兵分四路，进攻掖县。12日，掖县三支队负责人张加洛赶到黄县城，向胶东特委汇报三支队四面受敌的紧急情况，请求援助。三军、三支队及七、八支队等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成立“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林一山任政委，韩明柱任副指挥，赵修德任参谋长，宋澄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掖县前敌指挥部”，韩明柱、郑耀南分别任正、副指挥，张加洛任政委。

会后，韩明柱等率领三个大队的兵力连夜赶赴掖县。5月下旬，战斗在白沙打响，七、八支队从正面冲杀，三支队从侧翼进攻，一直将张金铭残部赶到高望山以南，其他土顽部队闻风而逃。这次战斗消灭敌人300多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
    组建“第三军第四路”。5月，第三军总部决定，将黄县的第三军第三大队与莱阳县的第三军第九大队以及陆续到达黄县的其他小股部队合并，改编为“第三军第四路指挥部”。李希孔任指挥，陈迈千任政委。第三军第四路指挥部下设3个大队，约400余人。此时，整个第三军所属部队统编为四路部队，全军发展到3500余人。

改组胶东特委及第三军领导班子。为了加强胶东党政军的领导力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派王文、高锦纯到胶东。6月初，王文、高锦纯遵照省委指示，改组胶东特委及第三军领导班子，健全了领导机构。王文任书记，林一山、吕志恒、高锦纯、柳运光、于克恭、林乎加、李紫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军事、统战、民运、青年、妇女部长，宋澄、高嵩、张修己任委员。高锦纯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三军总指挥。

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自1938年3月份开始相继成立后，胶东特委决定利用统一战线的合法名义，建立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8月15日，在黄县成立专员公署，基本形成了拥有蓬黄掖3县、人口163万、面积3177平方公里的胶东抗日根据地。这是共产党领导下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政权。为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胶东特委派曹漫之担任专署专员兼黄县县长。北海专署成立后，任命中共党员孙端夫、于烺分别担任蓬莱县、掖县县长。

自从威海举起抗战大旗，从1937年12月下旬到1938年5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天福山起义（1937.12.24）、威海起义（1938.1.15）、奇袭牟平城战雷神庙（1938.2.13）、创建蓬（蓬莱）黄(黄县，今龙口)掖(掖县，今莱州)根据地这四件大事。前三件大事接连发生在50天内，根据地的建立历时稍长。

这四件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事件接连发生，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主要根据是：有中共中央、省委的宏观决策部署，有胶东特委坚强领导集体的具体组织实施。他们离开熟悉的胶东半岛东端，主动出击，西上半岛西部广阔的腹地，显示出深邃的战略眼光。否则，要打出胶东人民的英雄气概，打破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一片胶东人民的自由天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把四件大事联系起来考察，威海抗战之初的复杂局势便云开雾绽，豁然开朗。

胶东抗日根据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创建，显示了胶东特委（1938年12月改为胶东区委）领导胶东军民团结合作的力量，也证明了胶东与来自全国各地党军政干部的密切配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胶东特委和三军西上是抗战初期胶东形势的转折点，西上最终实现了胶东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大汇合，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抗日滚滚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