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山起义

（文登区委党史研究中心  于燕）

历史是无法忘却的。

1937年12月24日爆发的天福山起义，创建了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拉开了胶东武装抗日救国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沧海桑田，时光荏苒。而今，虽然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天福山起义并没有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翻开27军、41军、“济南第一团”、“任常伦连”等部队等战斗史籍，其开篇部分都写有“天福山，我们从这里走来”的字样；走进这些部队的战史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也是“天福山起义展厅”；天福山起义队伍所用的大刀和军旗，至今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珍藏。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顾重温这段历史, 《天福山起义——天福烽火耀胶东》。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度回首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仿佛又走进那个战火纷飞、激情飞扬的年代……

一、“一一·四”暴动，胶东播下革命火种

1、文登第一个党小组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胶东地区的广大青年学生也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先进的青年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以爱国救国为己任，纷纷走出国门、家门，重新探索中国发展的前途。五四运动后,文登的于瓯江、王翼之、宋澄等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背井离乡去寻求真理。

大家知道，宋澄是中共文登地方组织的创始人。宋澄，原名宋锡奎，又名宋文山，1911年出生于文登县黄山村。少年时代的宋澄，目睹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十分痛恨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1921年，他进入黄山高级小学读书，通过学习历史，了解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事实，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所以他怀着救国的强烈愿望，在校加入了国民党。1930年，在烟台八中求学深造的宋澄，接触到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学习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春，他在北平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宋澄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回到家乡文登县。他凭借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潜伏于国民党文登县党务整理委员会，以组训干事的职务为掩护，深入到学校、农村、邮局等处，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

宋澄来到文登后不久，文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红贴事件”。“红贴事件”的缘由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上海、北平、济南等地学生，群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学生请愿的怒潮席卷全国。文登中学的学生和全国爱国同胞一样，义愤填膺。12月25日晚，文登中学进步学生江先政、毕庶恩、牛书斋等秘密决定，在全城张贴一次标语，以唤起民众，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国民党县党部院内，县政府大堂、警察局门口和北宫等主要街道都张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贪官污吏”、“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第二天天刚亮，整个文登城便轰动起来，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文登中学的学生则惊喜地奔走相告，“街上有共产党的标语啦！”“共产党来啦”…….文登县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警察局则一片惊慌，他们派人满街冲刷标语，这就是轰动山城的“红贴事件”。

“红贴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恼羞成怒，派人四下侦察“不法分子”。宋澄以国民党县党部侦察员的身份到文登中学搜查。他通过进步教师钟平山，得悉了几个贴标语的学生的情况，巧妙地暗中保护他们。在斗争中，宋澄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他以这些青年为骨干在文登中学成立了进步组织“三一学会”也叫“三一读书会”。其宗旨是信仰共产主义，干共产党主张的事。这年年底，宋澄先后发展了在小学任教的王本贤和文登中学学生江先政为中共党员，并在文登中学秘密建立了中共文登县第一个小组，宋澄任组长。自此“三一学社”的成员开始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党的活动和从事党的工作，文登中学师生的革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2、文登第一个党支部

1932年2月，中共党员于云亭（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携夫人汤成九（也是中共党员），受国民党省教育厅的委派，由省城济南来文登筹建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简称七乡师），并担任校长。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于云亭要借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于云亭到任后，马上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通过好友钟平山了解了“三一读书会”的情况，在宋澄的安排下，很快与三一读书会的会员见了面。1932年春，宋澄调任北平，中共文登党的工作交由王本贤负责，“三一读书会”的工作便由于云亭来领导。1932年4月，于云亭与江先政等在文登乡师筹备处成立中共文登特别支部，于云亭任书记，江先政、汤成九分别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文登特支成立后，马上向省委作了汇报，不久，中共山东省委调于云亭到济南训练，时间一个星期，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国内外形势，党的任务和组织活动等。回来后在特支会议上作了传达并作了两项决定：一是抓紧进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二是在七乡师第一批学生中招收一批共产党员作骨干，以读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这年暑假，文登乡师招收第一批学生，在一千多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了80名，其中有文登党组织安排的王本贤；荣成党组织安排的刘家语（谷牧）、丛烈光等中共党员进入七乡师当学生，以读书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1932年8月，七乡师正式开学。9月，成立了七乡师第一届党支部，谷牧任书记，丛烈光任组织委员，邢礼文任宣传委员。乡师党支部成立后，实际上行使了对文、荣、威党的工作领导，文登特支也逐渐为七乡师党支部所取代。乡师党组织建立后，便把七乡师作为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和培养革命力量的摇篮，七乡师在当时一度被誉为“红七师”。

3、“一一四”暴动

1931年底，中共文登第一个党小组的成立和1932年4月中共文登特别支部建立后，党的火种便以文登中学和第七乡村师范学校为中心秘密向四周农村播撒。1933年3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第一届中共胶东特委在昆嵛山区的刘伶庄村（原属文登）建立，张静源任书记。在经历张静源遇害、第二届胶东特委解体等一系列波折之后，1935年1月，文登再度建立了以张连珠为书记的第三届中共胶东特委，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到1935年“一一四”暴动前，中共文登地方组织迅速发展，全县五个区除四区外，都建立了区委，有21个基层支部，260余名党员。

由于当时胶东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认为发动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1935年11月18日，面对国民党山东政府强征百姓土地修公路激起极大民愤的现状，第三届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区沟于家村北的天寿宫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决定于1935年农历十一月一日联合文登、荣成、海阳、牟平等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按计划，暴动指挥部设在昆嵛山无染寺，由张连珠、程伦担任正副总指挥，队伍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

天寿宫会议后，同志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写标语、绣红旗、准备武器弹药等。但没能按时做好准备工作，特别是外出购买子弹人员逾期未归等原因，胶东特委临时决定，暴动推迟3天。1935年11月29日，武装暴动全面展开，参加暴动的人数达三百余人。因暴动发生在当年农历十一月四日，被称作“一一·四”暴动。暴动队伍所到之处，打击地主、分财分粮，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农历十一月十日清晨，张连珠率领队伍在底湾头村，本村四户地主已闻声而逃，起义队伍把地主的粮食、财产分给了群众，并召开了群众大会，张连珠在大会上进行了演说。11时许，国民党81师运其昌部和地方反动武装约2000余人包围了底弯头村。张连珠等带领队伍投入了激烈的战斗。王亮、于得水等听到枪声后，率队前来增援，同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文登县大队长丛镜月带领的保安队及盐警等300余人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双方均有伤亡，后来撤出战斗，拉进昆嵛山活动。

此时在底弯头的暴动队员不过200人，且武器低劣，众寡悬殊。但由于队员们阶级仇恨深，打起仗来非常勇敢，在张连珠的指挥下，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1时半，这次战斗，一大队队长丁树杰和一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中共胶东特委书记、暴动总指挥张连珠，在掩护队伍突围后，因情况紧急，加之哮喘病发作，不便行动，便只身跑到一家做粉丝的农户屋里，扮成做粉人，可是，这家正是富农郭文礼之家，未给予保护，使张连珠当场遭捕。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一一·四”暴动不到10天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了，暴动领导人张连珠、程伦等惨遭杀害。

“一一·四”暴动虽以失败告终，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这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一一·四”暴动表达了多年蕴藏在胶东人民心中的不甘忍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强烈呼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胶东人民为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争取自身解放的一次伟大尝试。这次暴动却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胶东的统治，使在茫然苦斗中的群众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希望和曙光，在他们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暴动锻炼了党的干部，纯洁了党的组织，特别是暴动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成为胶东抗日武装的一支骨干力量，也是当时华北地区不多见的一支红军游击队。

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

前面我们讲到，“一一·四”暴动，在国民党军第81师已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于得水率领突围的20余名队员被迫转入昆嵛山。与此同时，王亮也率领1大队十几名突围的队员转到昆嵛山北。当月，在幸存的特委委员刘振民、邹恒禄的主持下，进山的两部分队员汇合，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成立的第二天，即1935年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在文登、牟平交界的虎山顶李龙庙召开了游击队首次会议。于得水任红军游击队队长，游击队分成“黑、白、明、亮”4个战斗小组，暗喻革命形势一定会冲破黑暗，奔向光明。

1、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的有利条件

昆嵛山是胶东东部的著名大山，峰峦连绵百余里，东北、西南走向的丁字形山脉，纵卧于文登、牟平两县交界处，主峰高达900多米，是具有制约东海区局势的战略要地。游击队以此为依托，如虎归深山：其一，游击队员多是在这里长期进行过小武装活动并经受“一一••四”暴动洗礼的战士，个个精明强干，且又都是土生土长昆嵛山区的本地人，与这里的群众血肉相连，对这里的地理了如指掌；其二，昆嵛山地处文登、牟平两县的交界处，远离县城，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其三，昆嵛山共有大小山头100余座、山口72处，腹地广大，山势盘回曲折，地形复杂，林深树茂，有利于游击活动的开展和坚持。

在敌人反复残酷“清剿”的日子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掌握了主动权。白天，以尽可能显眼的暴露往山里拉队伍，造成大队人马日夜挺进昆嵛山的局势，吸引敌人前来剿山。晚上，游击健儿在山林点火，火焰冲天，十几里外都可望见。这样虚实并举，搞得敌人昏头转向，气急败坏的敌人终于上了圈套，从四面八方调集兵力，围剿聚拢在昆嵛山的游击队。他们遇村就抄，见洞就搜，就连山庵和寺庙也不放过。然而抄来抄去，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见到。原来在敌人“剿山”时，游击健儿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奔赴平川和沿海地带了。当疲劳的敌人走出深山幽谷，游击队又辗转山里山外，四处袭扰敌人。游击队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成功地牵制、削弱了敌人“清剿”的兵力，减小了损失。

1936年4月，在原胶东特委委员刘振民、邹恒禄等的主持下，在昆嵛山“老蜂窝”举办了由游击队队员和部分党员干部参加的训练班，学习中共中央印发的《俄罗斯革命的经验》和《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等材料，结合“一一•四”暴动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进行讨论，进一步提高了游击队员的政治、军事素质，坚定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后来理琪同志来到胶东后，非常珍视这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游击队。很快地会见了游击队队长于得水，对保留下的这支能战斗的游击队以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鼓励。

2、在艰难困苦中灵活开展游击战

昆嵛山东的界石村，是山前与山后、山东的交通要道，这里驻守着文登县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联庄会”的50多个士兵。平日，他们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残杀革命同志。“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这伙匪徒更是肆无忌惮，伙同展书堂的81师进行“清剿”，也曾配合国民党民团军袭击过共产党在昆嵛山“老蜂窝”举办的训练班。这个“联庄会”是昆嵛山区中共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一大障碍。经请示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意，1936年6月2日刚入夜，于得水、王亮等率领部分游击队员，利用熟人送急信的办法叫门，因为王亮知道他同村的高景清在这当差，就假称说高景清他爹病得不行，叫高景清赶紧回家一趟。这样引出门岗哨兵把他的枪支缴下来，后面的队员一拥而上冲进大门，奇袭获胜。共缴长、短枪50余支、子弹2000余发，扩大了党的影响。

老百姓口口相传另一个精彩的奇袭战是奇袭垒子盐务局。垒子盐务局是国民党地方政府通过盐警征盐税，残酷剥削压榨人民群众的机关。这帮盐警平日欺压百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一要为民除害，武装自己，二想为胶东特委机关搞点活动经费，决定铲除这个盐务局。1937年春，于得水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混在买盐的群众当中，趁盐警吃午饭的时机，打倒了门岗。带领队员，迅速冲进屋内，屋里有的敌人已经吃完饭躺在床上，有的正在吃饭，突然听到：“我们是共产党，举起手来！”吓得敌人的碗筷“叮当”往下掉。此次袭击，一枪未放，也无一伤亡。共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1100多发、钱109元。

就这样，红军游击队在艰难困苦中，在昆嵛山区坚持开展了两年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战，直到参加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

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在胶东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先端，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境内保留的惟一红军火种。于得水领导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与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仅存的两支红军队伍。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虽仅有30余人，但其对后来的胶东革命武装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天福山起义，二十几杆枪拉开抗日序幕

1、理琪来到胶东

刚才讲的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情况，那么“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党组织的情况呢？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胶东大地，国民党军队、地主反动武装疯狂地进行“清剿”，逮捕、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中共胶东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胶东的革命处于低潮，党的工作处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但是，胶东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杀绝、被征服、被吓倒，而是继续坚定地开展工作。一面努力恢复党的组织，巧妙地与敌人斗争；一面寻找上级党组织。正是在中共胶东地方组织处于最困难之时，一位远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却看到了这里的希望。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的理琪。理琪于1936年1月来到了胶东，来到了文登。

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游建庄人，1908年生，自幼读书，1925年在开封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到冯玉详创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来自文登西字城的邓汝训，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长时间的接触，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毕业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1934年，理琪肩负党组织的重任，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工作机关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1935年下半年，他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正值他焦虑之时，接到邓汝训请他到胶东工作的书信，他异常高兴，立即复信给邓汝训，表示愿意到胶东开展党的工作。理琪初来胶东化名王奇，以推销文房四宝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到文登后，理琪认真听取了张修己、王台等同志关于“一一•四”暴动情况的汇报和暴动后胶东的革命形势，开始着手恢复党的组织。1936年4月，成立了以理琪为书记的胶东临时特委。理琪对中共胶东地方组织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后，撰写了《胶东特委会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胶东特委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它引导着胶东党组织走上了自觉运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正确道路，中共胶东地方组织开始恢复和发展。

1936年8月，胶东临时特委同以吕志恒为书记的烟台工委合并，成立了以理琪为书记、吕志恒为副书记的胶东临时工委。从此，和中央失去联系的胶东党组织开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进行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斗争。由于党组织的正确领导，胶东各地的农运、工运、学运都有很大发展。9月，为了宣传抗日，理琪撰写了《九一八告同胞书》，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在各地广泛散发此文。

12月29日，由于叛徒出卖，中共胶东临时工委遭破坏，理琪、邹恒禄被逮捕，理琪被押赴济南。理琪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持斗争，并任狱中党支部书记。1937年10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理琪于1937年11月被党组织派人保释出狱。12月上旬，理琪带着山东省委的指示，从济南回到文登县沟于家村。随后，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了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

2、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理琪接到的任务是回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2月15日在沟于家村他组织召开了胶东特委扩大会议，决定于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并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于得水的队伍为基础，组建第三军。

虽然时隔70多个春秋，但天福山起义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柳运光、张玉华、刘中华等亲历者至今仍记忆犹新。起义的前一天，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傍晚，起义人员在起义骨干的带领下，分头向天福山秘密进发。

24日凌晨两三点钟，理琪、吕志恒、林一山、张修己等胶东特委领导冒着积雪登上了天福山。山顶上有座玉皇庙，是起义的指挥部。他们叫开庙门，庙里的王道士先是疑惧，后来知道是武装起义打日本鬼子的，立即跑前跑后为大家烧水。就在这个时候，王道士的老婆生下一个儿子，王道士连忙请理琪等人为他儿子起个名字。理琪等人议论了一下，说，就叫“新民”吧。王道士连连称赞：好！好！孩子就叫“新民”。而大家也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这一“小插曲”过后，大家接着凑在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天亮后起义的具体行动。12月24日上午九点，在天福山玉皇庙前的场院，一面鲜红的抗日旗帜迎风飘扬起来。起义队伍聚集在玉皇庙前的银杏树下，队形按一、二、三中队的序列编成三排横队。当日，理琪首先宣读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关于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他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顷刻间，天福山上口号与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柳运光回忆说，天福山武装起义的主力，除了来自“一一·四”暴动后幸存的昆嵛山游击队外，还有一些农民、爱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共有80余人，顶多二十几杆枪，都是“一一·四”暴动时留下来的。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胶东特委将参加天福山起义的人员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为大队长、宋澄为政委。第一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天福山起义只是一个仪式，大部分工作已在起义前安排就绪。当天下午，起义队伍就回到了沟于家村。

在天福山起义的影响下，胶东各地相继发动了掖县（今莱州）玉皇顶起义、黄县（今龙口）、蓬莱等抗日武装起义，参加这些地方武装起义的有数百人，他们相继被编入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新形势，1938年1月19日，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胶东军政委员会，理琪任主席；同时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理琪任司令员，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三千余人沿青岛向北进犯胶东，先后占领了烟台和牟平，并在牟平城建立了伪政权。几乎就在同时，理琪率领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也到达了位于文登与牟平交界的崔家口村。率部队攻克了牟平城后，理琪在牟平城南的雷神庙召开会议，不料被从烟台赶来的日军包围。在突围中，理琪不幸牺牲，这位年仅30岁的革命志士，永远地长眠在他曾经战斗过的胶东大地上。

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的雷神庙战斗，点燃了人们抗日的信心与热情，也令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这支革命的火种一天天发展壮大。雷神庙战斗后，第三军经过短期整训后继续西进，沿途不断吸纳新的抗日革命力量，部队规模迅速发展。在蓬莱、黄县、掖县一带，他们还分别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9月18日，第三军在掖县沙河镇召开大会，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开始使用八路军的番号，统一了胶东人民抗日武装。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第三军在一次次扩编、改编之后，从“三军”到“五支队”，再到“五旅”，到建国初期，已发展为41、27、31、32四个军。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为民族的独立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贡献。迟浩田、李耀文、贾若瑜、张玉华、刘中华等老将军都在这支部队战斗过、工作过。

70余年过去了，从天福山走出的英雄部队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渊源。每年的12月24日，这些部队都要以不同的方式纪念天福山起义。他们深知，他们的“根儿”就在天福山。人们不会忘记天福山———正是天福山起义的大旗，成就了胶东的英雄部队；我们更不会忘记那些长眠于胶东大地的革命先烈，是他们为部队的成长与壮大注入了英勇无畏的精神！

参考资料：《中共文登地方史》第一卷，文登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天福铁军》，文登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胶东军事志》，烟台警备区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抗战烽火耀胶东》，丁秀玲，威海新闻网2009-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