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范围的天福山指现在天福山起义纪念碑所在的海拔不足百米的小山。中范围的天福山，可理解为小天福山所在的驾山山脉及周边的天福山、文登营、大水泊等地，也可称为“天福山区”。大范围的天福山，可理解为地方红色文化的代表名称，从这个意义上讲，天福山可代表红色文登乃至红色胶东。

今天，我们分析天福山的地理人文环境，着眼点是天福山区。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根据参加起义的老前辈和一些专家的认定，天福山起义不仅仅指1937年12月24日起义仪式当天，而是从这天直到1938年9月18日起义队伍正式纳入八路军序列。正像秋收起义直到上井冈山才视为结束一样，天福山起义拉开了胶东抗战的序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天福山为什么纳入胶东特委的视线，成为胶东抗日武装起义的首选地？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天福山的地理环境适宜

天福山位于文登城区东20公里处，自古有“天赐福地”之称，故名天福山。

天福山所处的驾山山脉是文登东部高峰，五岔口北面的山岭是文登东部的分水岭。这里群山拱卫，峰谷相间，上世纪30年代中叶，这里丛林茂密，植被没有遭到破坏，环境非常隐蔽，崎岖的山间小路也不易被发现，没有当地人作向导，外地人很少进山。当时正处于土地革命后期，人们的关注点在土地上，山林被忽视。当时人们的信仰日趋多元，曾经旺盛的山中庙宇香火日渐衰落，门可罗雀。

同时，天福山地处文登、荣成、威海三县交界，为“三不管”地带，当地国民党政府对其控制较松，容易隐蔽地开展革命活动。

作为中共胶东特委和文登县委驻地的沟于家村，村西面是驾山主峰，村前和东北面两条沟流子，东面是通威海的南北大路，从荣成、威海等地前来参加举事的人员比较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方便紧急撤退。

天造地设的地理环境，是胶东抗日武装起义选在天福山的原因之一。

二、天福山的党组织活跃

这里我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天福山中共党组织成立较早。

文登是胶东成立中共党组织较早县市，天福山又是文登成立中共党组织较早的乡村。据《中共文登地方史》记载：1931年底，中共文登县第一个党小组就在文登中学成立。1932年4月下旬，中共文登特别支部在文登乡师成立，江先政任书记，于云亭、汤成久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江先政负责农村党的组织发展，于云亭、汤成久负责文登乡师和文登中学等学校党的工作。1932年上半年开始，江先政以教学为掩护，深入农村发展党的组织，远离县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天福山是其活动重点之一。江先政先后介绍了西字城村的刘中华、碑口村的刘荣昌、后驾山村的于荣华等人入党。刘中华又发展了本村的刘其章入党。1933年底，建立了西字城支部。

1934年4月，中共党员于荣瑞回到家乡驾山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首先介绍了在沟于家村教学的王台入党。王台又介绍了该村张修己入党。王台、张修己等在驾山、草场庵、沟于家、西字城、岳家口一带，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

第二，天福山是中共胶东特委的重要活动基地。

根据《中共胶东地方史》《中共威海地方史》和王台、张修己等早期党员的回忆录记载，天福山区的党组织成立之初就纳入胶东特委的领导序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天福山区就是胶东革命活动的中心地之一，“一一·四”暴动曾在这里部署，理琪两次到胶东都落脚在这里。

1934年11月，根据胶东特委指示成立了沟于家党支部，王台任书记。

1935年10月，根据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的指示，中共文登临时县委在沟于家村成立，王台任书记。

以张连珠为书记的第三届胶东特委就开始在天福山召开会议。如，1935年11月18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沟于家村天寿宫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连珠、程伦、曹云章、刘振民、邹恒禄、张修己、王台、王良弼、于得水等10多名领导干部。会上，各县汇报了暴动的准备情况，特委书记张连珠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暴动的必要性；程伦就特委关于暴动的时间、组织分工和行动路线等问题做了说明。经过到会人员的认真讨论和研究，确定了暴动计划。王台、张修己等带领天福山周边的部分党员和革命群众参加“一一·四”暴动。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一片白色恐怖。但在文登大地上，同西部的昆嵛山区一样，东部的天福山区的共产党员也没有被反动势力吓到。1935年12月6日，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张修己几经危难，回到了家乡沟于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秘密地开展党的活动。1935年12月中旬，张修己等重新组建了中共文登临时县委。中共文登临时县委成立后，一面努力恢复党的组织，领导人民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面千方百计寻找上级党组织。1936年1月，理琪从上海辗转来到文登。白天隐蔽在张修己家里学理论、听汇报，晚上则深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家里调查研究，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随着理琪的到来，胶东革命的火焰重新燃起，展书堂部又加紧对文登一带的“清剿”。为了保证理琪的安全，文登临时县委派人将理琪转移到威海、济南。1936年4月，理琪避过敌人“清剿”的锋芒，第二次来到沟于家村后，很快会见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长于得水，给予充分肯定和极大鼓舞。与此同时，理琪加快整顿党的组织。首先在沟于家村成立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书记，刘振民、邹恒禄、张修己等任委员。不久，又重建了中共文登县委，张修己任书记，王亮、倪一文、于得水等任委员。在理琪的指导下，胶东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各县、区的党组织逐渐恢复起来。为了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整顿党组织，消除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情绪，使党组织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责任，理琪在对胶东党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理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分析了中国及胶东革命的政治形势，总结了胶东党在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并指出了纠正的方法，提出了胶东党组织当时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策略和方法。这封信作为胶东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分发到基层党支部。这封信的传达，标志着胶东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换句话说，中共胶东党组织在天福山走向成熟，研究和传达《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的会议，相当于胶东的“遵义会议”。

天福山是胶东党组织重要活动基地，是胶东党组织转折点，在党内知名度很高。所以，西安事变后，在济南出狱的胶东革命骨干和东北、华北流亡学生都慕名前来。同时，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与这里的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虽隔百里，但召之即可连夜赶来。要起义不能没有有经验的武装队伍。2005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胶东地方史》中说“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红军队伍”。2015年3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胶东革命历史研究》收录的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二炮原副政委罗东进的文章中说，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党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红军队伍”；同时收录的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常连霆的文章中说嵛山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北方沿海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红军游击队，也是山东唯一的一支红军武装”。事实证明有了这支红军队伍的参与，起义后在岭上事件、威海起义、雷神庙战斗中发挥了补课替代的作用。

这里再从林一山回胶东后的活动来说明天福山的独特优势。林一山1937年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受中共北方局和山东省委派遣，回胶东发动武装起义。尽管林一山是文登人，但长期在外地学习、工作，所以对胶东的情况了解不深。回胶东后，他本想到胶东中部地区的莱阳举事，可莱阳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一路走来，最后回到家乡文登。回文登后，想找武装队伍，起初联系不上，最后也找到天福山。

可见，天福山作为胶东党组织重要活动基地，并且与昆嵛山游击队联系畅通，是其成为胶东特委发动武装起义的首选地的重要原因。

三、天福山的群众基础牢靠

天福山海拔不足百米，人民群众渴望幸福的心气却高于天；天福山没有攻不破的天险，人民堡垒却坚不可摧。天福山成为胶东武装起义首选地的第三原因是这里的群众基础牢靠。

张修已的祖父母，父母均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省吃俭用、善于经营、精打细算、为人忠厚。农闲时编筐编篓，做木匠活攒钱买地。在张修己出生时，家中已有几十亩地、两头牲口，雇着伙计，在村里算个首富。长辈为其取名叫“修已”，意即加强自己的修养，成为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任的人。张修已没有辜负家人的良苦用心，在读书时刻苦认真，成为老师和同学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25岁时，张修已被推荐为本村学董，把本村关闭四年的小学校恢复起来，并找了一位道德高尚、有文化底蕴的好老师——共产党员王台。这为王台发展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后来，张修己当上了村长，他不但与贫农关系搞得很好，就是中层以上的关系也搞得很好。他家的伙计更是革命的同情者，这样不但不会走漏消息，外面有情况随时都能知道。他的家不但成了东西南北的联络站，也成了个大饭店，为此他背着家中老人把家产都贴上了，同志们因此称他为“老贴”。

理琪来了，张修己的母亲说：“孩子，你就放心在这住吧，敢保饿不了你。” 理琪住在这里，不仅有安全感，且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为了保证伙食和党的活动经费，老人支持儿子卖地。当时，在农村老百姓把地视为命根子，支持儿子卖地是相当不容易的。

“一一·四”暴动开始时，于得水发现石岛敌人警备森严，就叫张修己的弟弟张修竹骑自行车赶回大水泊，把在那里等候的40多人先安排回家，等待接受新任务。张修竹到了以后，那些人过了中午也没看到从石岛过来的队伍，就各自分散回家了，没有进行分粮和烧地契等活动，所以没引起敌人的注意。“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张修己回村和支部商量后决定参加暴动的党员和群众都和往常一样，安安静静地劳动和生活。当时，文登县政府布置，每邻都要连环保，发现哪一家有问题，五家连坐，一时间村里有恐慌气氛。支部对有顾虑的人做了工作，全村都以邻为单位互相保了，还按了手印，村里也就平静下来。

大水泊的于烺，在家人的支持下也变卖家产支持革命。为给即将到来的起义队伍磨面，他家累坏了两头毛驴。

在优秀堡垒户的带动下，天福山区的百姓普遍支持革命，保守或偏激一点的村民，也守住了不告密的底线。因此，天福山区成为胶东有名的“小苏区”。

要搞武装起义，除了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还要有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举事前不能走漏风声。鉴于此，胶东特委选择了天福山这一牢靠的革命堡垒区。

是天福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当地干部群众创造的难以找到的人文环境，使历史选择了天福山。随着天福义旗的举起，天福山由口口相传的“天赐福地”，成为永载革命史册的“天福圣地”，为胶东革命乃至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文登学”文化增添了恢宏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