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同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发动了震撼胶东大地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举起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大旗，吹响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号角。

天福山起义是全国抗战初期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和发动的十大抗日武装起义之一，在山东抗战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天福山起义的历史背景

（一）天福山起义的军事武装骨干。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在1935年农历十一月四日（11月29日），中共胶东特委在与中共山东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集中文登、荣成、威海卫和牟平、海阳、莱阳等县（市）的力量，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史称胶东“一一•四”暴动），队伍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这次暴动因遭到国民党八十一师展书堂部和地方反动武装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仅有于得水、王亮率领30余名游击队队员转入昆嵛山区。这支队伍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开展了两年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战，直到汇入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洪流。于得水领导的胶东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在胶东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发端，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北方沿海地区和山东境内保留的唯一红军火种。于得水领导的这支红军游击队与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北方仅存的两支红军队伍。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胶东大地，国民党军队、地方反动武装疯狂地进行“清剿”，逮捕、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胶东特委和地方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党的上下级组织、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胶东的革命处于低潮，党的工作处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二）天福山起义的组织与领导力量。正是在中共胶东地方组织处于最困难之时，理琪于1936年1月辗转来到文登县。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福山脚下的“堡垒村”沟于家村，理琪秘密走访，与张修己、王台等同志反复研究“一一•四”暴动的经验与教训，分析暴动后胶东的革命形势，撰写并秘密分发《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凝聚革命力量，着手恢复党的组织。1936年4月，成立以理琪为书记的中共胶东临时特委。8月，胶东临时特委与以吕志恒为书记的中共烟台工委合并，成立以理琪为书记、吕志恒为副书记的中共胶东临时工委。

1936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胶东临时工委遭破坏，理琪被捕。理琪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持斗争并任狱中党支部书记。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迫使国民党山东当局不得不以“停止羁押”的名义，让政治犯保释出狱。这样，理琪于1937年11月被党组织派人保释出狱。

理琪在济南出狱后，很快找到中共山东省委，省委向他传达了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抓住在日军入侵、国民党逃跑、人民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12月理琪从济南回到文登县沟于家村，随后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

天福山上举义旗

1937年12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理琪传达省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下简称“三军”）的指示，会议决定迅速举行武装起义。 

12月24日凌晨，理琪、吕志恒等特委领导登上天福山，在玉皇庙的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清晨，胶东红军游击队全体成员及文登、荣成、威海卫的抗日志士80余人相继到达天福山，庄严的仪式在天福山天寿宫前举行。理琪代表特委传达了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立即奋起抗战。他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特委决定：张修己、张修竹留在沟于家村作联络工作；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主要负责人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其余起义人员组成三军第一大队，由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西上“扩人、扩枪、扩大抗日宣传”。 

按照中共胶东特委的部署，天福山起义的第二天，“三军”一大队从沟于家村出发，西上到达文登、牟平交界处。12月31日上午，一大队在文登县岭上村开展抗日宣传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率领的地方反动武装袭击。除于得水等部分同志突围脱险外，政委宋澄及其余28人被捕。邢京昌、王洪、隋原清3位胶东红军游击队战士因曾参加“一一•四”暴动，被敌人残酷杀害，史称“岭上事件”。

在天福山抗日大旗下

天福山起义后，中共胶东特委充分利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1938年1月15日成功发动了威海起义。1月16日，威海起义100多人的队伍运载着获取的两大卡车军用物资，向文登县沟于家村转移。随后与天福山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在威海起义的当天，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摄于“三军”的声威和外界的压力，将宋澄等26人释放。19日，中共胶东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三军”司令部，理琪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三军”司令员。胶东军政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胶东特委开始着手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府、布局根据地建设，这是一项具有远见的战略行动，体现了胶东党组织强烈的发动民众、建立红色政权的意识。

（一）此起彼伏的抗日武装起义。天福山起义点燃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烈火。胶东各地党组织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于日军尚未侵入或立足未稳之时，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先后组织发动10余次抗日武装起义，壮大了中共胶东党组织领导的胶东人民武装力量。

1月18日，中共荣成特别支部发动埠柳乡校起义，起义队伍30余人在曹漫之、李耀文等率领下与“三军”会合。1月30日，黄县抗日救国团在黄格庄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三军”第三大队，李希孔任大队长（后叛变）。2月1日，文登县抗日救国会在黄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黄山大队，朱志洪任大队长，不久编为“三军”第四十一大队，后编入“三军”第五大队。2月3日，蓬莱县委组织党员和“民先”队员150余人在西宋家村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三军”第三大队，于仲淑任大队长。2月初，即墨共产党员袁超将组织起来的300余人部队定番号为“三军”第七大队。2月7日，宋竹庭、贺致平、王亮等在牟平县育黎（今乳山市境内）乡农学校举行武装起义，编为“三军”第五大队，王亮任大队长。2月11日，刘国柱等在荣成伟德山主峰古迹顶举行武装起义，成立荣成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后编为“三军”第八大队。2月底，中共莱阳县委举行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三军”第九大队。

这些起义均属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统一编入“三军”序列的天福山系列起义。天福山起义引发的火种效应，使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成为胶东抗战的中坚力量。

（二）攻克牟平城，激战雷神庙。1938年2月3日，日军第5师团3000余人自青岛沿烟（台）青（岛）公路进占烟台，继而分兵进犯附近各县。2月5日，日军占领牟平城，建立起伪政权和伪军商团武装。 

针对日军大举进犯胶东的危急形势，刚刚组建不久的“三军”决定挥师西上，开赴抗战第一线，控制胶东的抗日战略中心地带。2月12日晚，“三军”100余名指战员连夜急行军近100里路。13日，突袭牟平城，摧垮牟平伪政权，俘伪县长宋健吾以下170余人，缴枪100余支。

攻克牟平城后，理琪、林一山等率领部队撤至距牟平城南3里的雷神庙，在命令主力部队撤离后，理琪等特委领导成员等20余人继续研究下一步具体行动方案，遭到从烟台赶来的近百名日军包围。战斗从午后打到晚上，激战七八个小时，数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毙伤日军50余人，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和特务队队长杜梓林等4名同志壮烈牺牲。现存的革命遗物——一块0.8平方米的铁皮雨搭子上的138个弹孔，足见当时战斗之激烈。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给侵略胶东的日军以迎头痛击，极大地鼓舞了胶东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三）三军西进创建抗日根据地。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共胶东特委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继续西进蓬黄掖，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中共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行至马石店（现属乳山市）召开会议，推举曹漫之为中共胶东特委代理书记，吕志恒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林一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三军”总指挥，宋澄任“三军”政委，并决定派第一大队东去文登县大水泊，与“三军”留守处的人员会合，巩固和发展文登、荣成、威海地区的抗日形势。西进意味着他们离开熟悉的胶东半岛东端，主动出击半岛西部广阔的腹地，显示出深邃的战略眼光。

5月下旬，为了加强中共胶东地方组织和军队的领导，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派来自延安的红军干部王文和高锦纯等人携带一部电台赴胶东。遵照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指示，王文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高锦纯任“三军”总指挥。8月，在掖县、蓬莱、黄县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标志着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三军”西上的目的初步达到。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指挥，胶东特委在西进途中和西进后，将胶东各地抗日起义部队分别编为“三军”一、二、三、四路部队。1938年9月18日，“三军”与掖县起义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合并，成立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五支队（简称第五支队），辖4个团7200余人，居同时期山东十大抗日起义队伍之首，正式纳入八路军序列，标志着胶东地方抗日武装已发展成为由党统一指挥、组织严密的正规化部队。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五支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委。此时，第五支队辖3个旅6个团。1940年9月，第五支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吴克华任旅长，高锦纯任政委。同时成立新第五支队，王彬任司令员，林浩任政委。1942年7月，为加强胶东抗日武装的统一指挥，第五旅、第五支队合编为胶东军区，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委。第五旅、第五支队归胶东军区指挥，第五旅属八路军山东纵队建制。与此同时，胶东军区成立第一、二、三、四军分区，即东海、北海、西海和南海军分区。

天福山起义的历史启示

在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发动的系列武装起义中，天福山起义所诞生的“三军”是种子、是根苗，在胶东这块沃土上迎着战火成长，天福山起义的历史启迪是丰富而深刻的。胶东人民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党民齐心”的精神品格，是红色胶东发展的力量源泉和“致胜密码”。

（一）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天福山起义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胶东部队发展和巩固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为起义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领导力量和组织保证。中共胶东特委及其领导下的“三军”为什么能够作出西进抗日的正确战略决策？为什么能够首战突袭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什么胶东各地众多抗日武装起义队伍能够顺利进行整编，实现统一领导、指挥和行动，并成功开辟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为什么由“三军”发轫的胶东部队能够组建为人民解放军4个军（27军、31军、32军、41军），转战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屡建奇功？为什么胶东党组织能够从无到有，逐步壮大，使胶东抗战烽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天福山起义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就能够做到党指挥枪，人民军队就能够坚定地跟党走。

（二）天福山起义生动昭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品格。崇高理想、家国情怀，是前辈们在天福山起义和革命斗争中视死如归、浴血奋战的根本动力。正是源于这种动力，以“三军”为火种发展起来的胶东人民抗日武装所向披靡，抗日战争消灭日伪顽军14.6万余人，解放战争中歼敌58.5万人，抗美援朝中歼敌2.1万人，成为全军赫赫有名的胶东雄师并涌现出中央军委授予的“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华东野战军授予的“潍县团”，山东纵队授予的“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等诸多英雄部队和一大批战斗英雄。据不完全统计，威海仅在册烈士就有2万多名，其中文登县烈士7900多名，居山东省之首。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必须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清醒地认识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密不可分，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履职尽责，无私奉献。

（三）天福山起义充分展示了“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政治优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共胶东党组织成立之初就扎根基层，唤醒民众，播撒火种，中共胶东特委成立后，更是把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作为生命线。天福山起义竖立起一座党和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历史丰碑。从“一一•四”暴动到天福山起义举起胶东第一面抗日救国的大旗，从为革命事业甘当“老贴”的张修己、变卖家产支援抗战的于烺到拆掉宗庙以防资敌的荣成县姚氏家族，从支前小车的滚滚洪流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南征北战，胶东人民义无反顾跟党走，无私无畏闹革命，掀起一波波大参军、大支前热潮，谱写出一曲曲党民齐心、克敌制胜的赞歌。从全民族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威海有6.5万多名青年参军，10万多人支前参战，1000多名干部北上南下。从过去人们熟知的《红日》《林海雪原》《济南战役》《塔山阻击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战上海》到今天的《长津湖》等，都生动展示胶东雄师的威武雄姿，深刻诠释了人民群众在战争胜负中的巨大决定力量。今天，我们依然要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把党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时刻把群众的疾苦、百姓的冷暖挂在心上，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全面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