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海的抗战，有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有争议。有的影响虽不大，但研究的意义不小。借此机会，选取其中的五个问题，谈谈个人粗浅的想法。

一、汲取于烺冤案的教训

于烺(1903-1940)，文登大水泊镇井南村（原名河北村）人。1921加入中国国民党，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办红色学校，多次资助革命。曾任三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任三军第二大队队长。1938年2月，胶东特委决定，让于烺随三军西去蓬（莱）、黄（县）、掖（县），于烺没有执行这个决定，后来诚恳地检讨了错误。5月，特委接受其要求，并将他安排在三军军法处。8月，我党设立了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于烺为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2月，为团结抗日，我党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达成协议，决定撤销北海行署，保留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于烺为掖县县长。1940年4月，掖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选举于烺为掖县县长。

于烺任掖县县长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据有的回忆说，1940年秋，掖县部分党员群众反映其有贪污腐化和阶级路线不清等问题。胶东区北海专署于9月13日在掖县西周廷村将其缴械扣留，令其交待问题。l0月12日，中共东海地委以于烺贪污公款、逃跑叛变投敌、重新拉队伍与东海地委对着干的罪名，报请胶东区党委批准，将他开除党籍。10月21日，在文登柘（zhi）阳山南被枪杀，时年37岁。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关于复议历史老案的指示精神，中共烟台市委组成专门班子，对于烺一案进行复审。1985年5月13日，中共烟台市委发出72号文件，为于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作家安家正曾经撰文回忆，张玉华将军90年代初期曾说：“于烺是胶东革命的关键人物，也是最大冤案的受害者。现在已经平反了七八年，可平得怎么样？至少我们相当一部分老同志不满意，对历史缺乏一个真正的交代。”

于烺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老前辈，他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却把全部家产贡献给了革命，文登民众都把他当成天福山起义的领导人，传为“狼(烺)吃狗子(日本鬼子)”。很多人甚至将此赋予了“年号”的意义，例如说“我是于烺发兵那年参加工作的”，“我是于烺发兵第二年入的党”等等。于烺的功绩却因故被埋没了。比如理琪初到文登，都知道是住在小苏区——沟于家。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理琪说话很“腔”(外地口音很重)，在封闭的农村来了个陌生人很新鲜，难以保密。于烺是大户人家，经常宾客满堂，请个教书先生并不惹人注目。因而事实上理琪是常在于烺家藏身的，于烺的弟弟于坤就三天两头给他送纸和笔。又比方天福山起义前夕，于得水率领昆嵛山游击队到附近集结，住在哪里？也说成是沟于家。于坤的媳妇记得清清楚楚：家里支起了三盘磨，昼夜不停地赶着骡子加工粮食。“墙倒众人推”，于烺冤死了，这些事都讳莫如深。

张玉华老将军跟于烺当年是一个支部的战友。他多年以前给中共山东省委写信，要求给于烺彻底平反。烟台市委后来组成了以王浩为组长的平反班子，不知是否与此信有关。这次他率队到文登，显然不满意只用文艺的形式，“他的事迹本身就很传奇了，是文登的光荣。”他召开座谈会，有的文史界人士因有歧义而缺席，他就再开第二次。

二、怎样评价文登党组织的创始人宋澄

有群众（匿名众音）两次来信，认为宋澄（1911-1941）是“倍受争议的”，来信提及《纪念宋澄文集》、笔记本泄密问题、狱中表现、岭上事件、宋澄评价等。来信引用了一些相关人士的回忆材料。

对此，威海党史室与《纪念宋澄文集》主编等相关人员有过数次沟通，就相关历史事实进行讨论。我室认为，从整体上看，该书的编写是比较认真的，对弘扬威海革命传统和反映我市党史人物风貌，是有益的。至于书中的若干历史事实，持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是正常的，而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也是必要的、允许的。

1933年3月，共青团山东省委遭破坏，宋澄受党组织委派，赴济南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7月，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判刑7年，监押在青州监狱。由于突然被捕，宋澄没来得及销毁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而笔记本上记有团省委个别工作人员的姓名、住址，特务们据此逮捕了我方工作人员。对此，宋澄痛心疾首，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宋澄获释出狱。天福山起义后，“三军”一大队政委宋澄和大队长于得水带领一大队西上进行抗日宣传。12月31日，在文登县岭上村，一大队被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率部包围。宋澄前去谈判被扣押。1938年初，国民党文登当局被迫释放了宋澄。

因1933年被捕笔记本被敌搜去，1940年9月，宋澄被降职使用，任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副科长（据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征集与研究》1993年第1期《还历史以本色慰忠魂于泉下》一文记载：1933年宋澄被捕时，笔记本被敌人搜去。事后，有的团组织遭到破坏。此事几年后，组织上对宋澄失密的责任，做了过重的估计）。宋澄离开胶东半岛后，在鲁南被组织长期审查。1941年病逝于鲁南抗日根据地，终年30岁。山东纵队和中共山东分局在青砣寺为宋澄举行了追悼大会。分局书记黎玉在致悼词中评价了宋澄的一生，悼词对他的评价是：青年职业革命家。

三、关于三军与三支队的地位作用 

主要表现在《张加洛文稿》、“京城老字号天腐煽”博客里。“过去数十年只讲胶东特委、三军(这是应该的)，只讲天福山起义、雷神庙战斗，却从来不提三支队，不提三支队的玉皇顶起义。甚至在《血战八年的胶东子弟兵》的代序中说，1938年5月我三军各路进入蓬、黄、掖?!好象三支队根本不存在似的。两支部队统一由胶东特委及胶东区党委领导，两支部队是平等的兄弟武装，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张加洛文稿》，莱州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2004年版）

烟台市委党史研究室《彪炳抗日史册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遍布华北各地。当年，在山东胶东半岛西部的掖县（今莱州市）就有这样一支抗日武装“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这是一支人员众多、军容整齐、装备良好、战绩骄人的武装，它不仅是抗战初期胶东地区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在胶东抗战史中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而且还被列入山东最早发起的十大抗日武装，在山东抗战史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

《张加洛文稿》：被送去延安学习的因由

问：谈谈您与郑耀南等人被送往延安的情况

答：就在黄山馆的时候，代政委张铎，李丙令他们，特别是张铎，去过几趟五支队司令部。回来就鼓动。他讲：“听说送一批人到延安学习。”他要去，特别鼓动老郑跟我，李丙令也参与了鼓动吧。当时来讲，谁不愿去学习？谁不愿意到延安去？特别是老郑，他一条腿不便，活动也比较困难。秦家战役那一次对他的影响很大，移动比较困难。他就表示要去学习，我也有过表示。嗨，一表示就批准了！这很简单嘛。还有李佐长，我们三个人。

到3月19日，我们这些人，从栖霞张家出发，就离开胶东了。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的末期召开政策座谈会，去了30多人，其中好几个是胶东党、政、军的负责人。我就问高锦纯：“为什么把我们三个人一起送走？”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不相信你们。”我说：“好了，你说了真心话了。那么就算过去了，可以一笔勾销了。”
     在五支队期间，还有一件事情。1938年底，召开胶东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特委的基础上改成区党委，选举胶东区党委委员。我们西边这几个县的党员，主要以三支队为代表的吧，没有一个参加区党委的。区党委成员都是东边的，这就不公平了。三军、三支队虽然统一了，但还有一些问题，叫老郑参加，有益于这种关系的巩固吧。他们就不这样做，一个也不要，相反地把你送走！这说明什么问题？宗派！我们内部宗派搞得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发展到要打你个“托匪”！

问：你们离开部队后，对原三支队的巩固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

答：我们一走之后，部队的巩固受到了很大影响，那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为首的走了，周围的好多人，像孙会生、徐志皓，好多人都离开部队了。一直到1946年3月吧，我回到胶东。王兆麟来见我，一见面就哭啊。这都说明，对三支队性质的认定和评价，对三支队领导人的某些看法以及相应地采取的一些不正确的措施，都一直影响他们长期受压抑。
      所以合编出现这些问题，一点不稀奇。寻根究底就出于这样的原因：领导的素质。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历史传统观念，社会旧意识的渗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包括我们在内，都不是纯粹的。旧社会加在我们身上都有很多不好的影响么。这些做法，反映了领导同志的党性不那么纯。这是狭隘的表现。

“京城老字”评论较多，此处略去，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博客。

四、关于雷神庙战斗的战果和影响

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

1938年2月12日，“三军”和特委机关到达昆嵛山区的崔家口一带。根据情报，胶东军政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伪军内部矛盾和下层士兵动摇的时机，奔袭牟平城，粉碎伪政权，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激战1小时，摧毁了伪政权，活捉了伪县长宋健吾和伪公安局长、伪商会副会长等军政人员170余人，缴获枪支100余支。上午10时许，“三军”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将其大部分释放，只押着宋健吾等几个主要官员，携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撤出牟平城。

理琪、林一山率领“三军”撤至距牟平城3华里的雷神庙。“三军”司令部命令部队休息待命，理琪、林一山和大队干部等在庙内南倒厅开会，对下一步的行动产生了争议。下午1时，雷神庙突然遭到从烟台赶来的近百名日军的包围。晚上７时许，贺致平看到飞机一直在牟平城上空盘旋，估计可能是“三军”在进攻牟平城，建议张建勋赶快参战，张建勋立即率部奔向牟平城进行策应。敌人听到枪声，认为是“三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再加上天完全黑了下来，不敢恋战，就匆匆收兵向烟台方向撤退。雷神庙战斗从午后打到晚上，激战六七个小时。“三军”指战员20余人以简陋的武器装备，抗拒数倍于己且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

有人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规模和影响上：究竟杀了多少鬼子、打没打下敌人飞机、烧毁敌人军车没有？影响到底怎样？有研究者据当事人等的回忆录，认为没有烧毁敌人汽车之事。

老将军张玉华谈雷神庙战斗：“不管怎么说，我们损失了胶东最好的特委书记。理琪如果不死，决不会有于烺的冤案，但是，仍旧得说，我们在雷神庙打了胜仗，因为我们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打破了日本人不能战胜的神话！”

五、《苦菜花》的人物塑造与原型

有位作者2012年曾撰文（未发表）：在“冯德英文学馆”的一篇《冯德英说当年的“苦菜花”》（载自2004年10月24日《哈尔滨日报》）中：在冯德英的作品里，每个人物几乎都有真人真事作依托，……。“影片中的六个女性形象在我的生活中都有原型，就连影片中的反面人物也有如此，那个汉奸王柬芝的原型就是我的小学老师。”

学生时代，我就闻听有人说：《苦菜花》中汉奸王柬芝的原型人物被错杀，属于冤案。2008年10月8日，我约人再访观上冯家村，寻找当年的知情人。在观上冯家村，经人引见，我有幸见到了92岁高龄的宫云兰老人。1941年前后（也就是《苦菜花》中故事发生的年代），宫云兰老人担任妇救会长，应当是《苦菜花》故事中原型人物的同代人和知情人之一。宫云兰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悲欢故事，老人特别对《苦菜花》中“汉奸王柬芝”的原型冯鉴之最终的不幸遭遇唏嘘不已。

1940年初秋，观上冯家村村长冯岳西与学校校长冯鉴之同时被东海地委社会部抓走。1941年古历二月十三日，32岁的冯鉴之在文登的洼七埠被处死。据冯鉴之的后人说，冯岳西老人曾谈起冯鉴之被抓的三方面原因（略）。

近期，我意外地查找到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于2004年编辑出版的《于洲在胶东》一书。该书中，时任中共东海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威海解放后任威海卫市第一任市长的于洲先生在1975年所写的《关于胶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回忆》，披露了“冯鉴之汉奸案”的来龙去脉（略）。

当年“冯鉴之汉奸案”中那些被冤枉的人及他们的后代，至今没有恢复名誉。我们查找历史真相、整理有关史料是希望通过对历史悲剧的回顾和对历史教训的总结，警醒后人，避免今后人间悲剧的重演。

这位作者的考证和观点，使我联想起两位知名作家和学者关于人物塑造的观点。莫言谈及创作来源时承认，自己的亲人和乡亲都曾在小说里登台。“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我在写《红高粱》的时候，为了找到亲切感，用的好几个名字都是邻居的名字，本想写完时再替换，但最后总发现怎么改都替代不了原来名字的那种感觉，最后干脆不改。”《红高粱》拍成电影后，隔壁的叔叔大爷们看后很生气：“我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被你写死了？”“我明明是杀猪的，怎么在你笔下就剥了人皮？”为此，莫言的父亲不得不挨个道歉，请邻居们抽烟喝酒“赔罪”，还自我解嘲说，“他不是把我也写成了土匪头子？”事后，父亲私下告诉莫言，以后写小说能不能换几个名字，姓张的改成姓李的不就行了。

小说是小说，原型是原型。以大学者张中行（余永泽的原型）为例。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和他之间的经历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林道静的家庭出身、早期抗婚等，与作者的经历大致相吻，只是生母与养母有别而已。与余永泽的认识缘于乡下，也是早期记忆的转换，情节很像他们以往的经历，不过是将通县改成了北戴河。有些事件，是当年的纪录，比如北大学生南下抗议政府不抵抗日寇，小说中的余永泽没去，但张中行去过。

创作是自由的，改造原型要有尺度和原则。同时读小说也要考虑当时历史的局限性，不要以现在的眼光求全责备。总体而言，党史研究“宜粗不宜细”，讲的是有胸怀，不纠缠细枝末节，如评价一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高大上，不要抓住错误死死不放，谈错误不是为了揪辫子、算旧账，而是为了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但是有些重要的细节又是必须得弄清楚才能服人的。另外一点，就是要向前看，也要回首，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健忘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问题在于不是单单挂在嘴上，关键是要实干，实干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