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坚强领导使胶东革命蓬勃发展壮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领导人邓中夏、王荷波就在烟台考查并发展郭寿生入团并指定为团组织的负责人。1923年由王荷波、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郭寿生介绍叶守桢、曾万里入党，至此烟台有了自己的党组织。之后胶东一些县市相继建立党团组织。这些组织，虽然人员不多，力量较小，但代表社会进步力量，因而在革命洪流中经受了考验。

1935年1月，根据省委指示在文登重新组建以张连珠为书记的第三届胶东特委，刘振民、邹恒禄、曹云章，后来增补程伦、于得水、张修己、丁树杰为委员。

1935年11月18日，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北的天寿宫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各县汇报了暴动准备情况，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论证暴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定下暴动时间、地点、路线及组织分工。

经研究决定暴动总指挥设立在昆嵛山无染寺。张连珠任总指挥，程伦任副总指挥，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山东游击纵队”，发动“一一·四”暴动。由于暴动受到国民党展书堂部残酷镇压，东、西两路均以失败告终，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张连珠、程伦、曹云章、丁树杰等同志或战死，或被敌人杀害，革命步入低潮。但党领导的宗旨、路线，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英勇献身的精神已深入人心，火种保留下来。

于得水、王亮领导的昆嵛山游击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并凭借这块根据地与敌展开浴血奋战，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以大无畏顽强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成为山东唯一一支与刘志丹齐名的北方红军队伍。用这支队伍为骨干创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转战于胶东大地与日伪顽军展开斗争，由小变大，愈战愈强。抗日战争胜利后，渡海北上，掀开辽沈战役序幕。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过长江、战上海，一直打到海南岛解放全中国，之后抗美援朝都有“三军”健儿参战，可以说打败天下无敌手。

关于胶东革命功绩，于卫华、刘国芳在《浅议胶东子弟兵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指出：“正是在50万胶东子弟兵的浴血拼杀下，在280万支前民工的长途跋涉下，在800万胶东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烟台解放，胶东乃至全国解放……胶东人民用生命和鲜血绘就了一幅史无前例的宏伟画卷。”

张克勤在《胶东子弟兵地位作用及优良作风初探》一文中指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星星之火，以天福山起义为标志燃遍了胶东大地。至今胶东子弟兵仍保留三个集团军，在全国可以说绝无仅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胶东迅速组织部队大反攻，收复烟台、威海、牟平、福山等胶东广大地区，除青岛地区外，均被我军解放，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巩固根据地。

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加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为了摸清苏联红军对我党派部队前往东北持何种态度及了解东北情况，胶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迅速组建“八路军挺进东北海上先遣支队”。吕志恒为司令员、于克为副司令员、邹大鹏为政委、柳运光为政治部主任，组成指挥部。由于吕志恒和柳运光都是“七大”之后回到胶东，手无兵权。在东海军分区和于得水司令员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一个精悍的连队和电台，由吕志恒堂弟吕其贵带路，乘两艘帆船北渡，在家乡辽宁长海县王家岛登陆。奇袭伪警察所，逮捕两名伪警官，被日军践踏40年之久的王家岛获得解放，之后智取庄河。

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方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方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吕志恒、柳远光都是“七大”代表，聆听毛泽东报告，知其,重大意义，故占领庄河后于9月1日晚，立即将由吕、邹两位首长签署的“顺利登陆庄河”发往延安。并建议中央：尽量多派部队到东北，迅速创建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

吕志恒，邹大鹏不仅完成摸清苏军对我党进军东北所持态度，摸清东北之近况，而且在东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对我党进军东北立了大功。毛泽东电令在山东的罗荣桓、肖华、万毅、吴克华等速率部队乘船北上。

吕志恒接到党中央和胶东区党委指示后，立即派出得力干部，分头奔大孤山、花园口、达拉腰子、明阳等港口，组织民工筹备船只，加之胶东各港口船只，日夜不停的将罗荣桓十万大军运往东北，为辽沈战役拉开序幕打下坚实基础。

就在大军北上南下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胶东区党委先后抽掉7250地方干部随军北上，南下建立和接管新解放区。

据不完全统计，在革命战争年代（包括抗美援朝），胶东地区自愿参军的青壮年达50万人，7.6万人光荣牺牲，10万人致伤残。

在革命战争年代，胶东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展开规模巨大的支前运动。要人出人，要物出物，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先后动员280多万胶东优秀儿女参加支前工作。并组织临时脱产的子弟兵团129个，计15万人随军支援保障，为主力部队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陈毅元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1938年12月1日，在胶东特委领导下，在郑耀南、于烺指导下，北海银行正式营业运行。它不仅解决了抗击敌伪顽急需的军用物资，而且对工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益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上交黄金43万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北海银行、华北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最大一块奠基石，在我党党史和我军军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抗日战争中歼敌14.6万人，在解放战争中，歼敌58.5万人，在抗美援朝中歼敌2.1万人，共歼敌75万人，取得辉煌战绩。

二、文登在胶东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

一颗种子，种在肥沃的土地和种在贫瘠的土地中，其结果有天壤之别；知识分子和文盲在接受新鲜事物、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贯彻落实方面也同样大有差异。

文登是山东半岛少数置县较早且未撤销的千年古县之一。自秦始皇东巡文登召文取仕以来，秀才、举人、进士不断，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文化积淀深厚，故有“文登学”美誉。正是在这种学风影响下，文登人把学习看得最重。不要说太平盛世，就是外夷入侵，军阀混战，外扰内患的民国初年，也是如此。不要说殷实人家让自己的子女去读书；就是困难人家，砸锅卖铁，当裤当袄，也要让子女去读书；就是拿棍子外出讨饭，也要让自己的子女去读书。苏东坡一句“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便是生动写照。

文登自古以来，崇尚的是孔孟之道，崇尚的是孙子兵法，崇尚的是梁山好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三达德，扎根于人民心中。当马列主义与溶化在血液里、源源流长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必然产生质的飞跃，用红色文化指导这个民族必然产生巨大能量。它教育和培养一代青年，热爱祖国，反对侵略、自觉担当革命重担，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民族的明天，他们奋发有为、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这种精神变物资的巨大能量，是任何反动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反而它会无坚不摧，所向无敌！

文登作为千年古城，其深厚的孔孟之道传统文化在给孩子起名时也可以得到验证。

张修已1908年出生在文登县文登营镇沟于家村，是典型的“耕读世家”。其祖父母和父母均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省吃俭用、善于经营、精打细算、为人忠厚。农闲时编箩筐，做木匠活攒钱买地。在修己出生时，家中已有良田50多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孔子提出的儒家最高境界“礼、乐”在这个温馨的家庭得到完美的体现。长辈教育子女是“仁义礼智信”、“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贫而乐，富而好礼”等。张修已还没有来到人世时，其祖父母、父母就在为起名而绞尽脑汁。根据儒家经典《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何谓君子？孔子答曰：修已以敬。子路说：这样就算君子吗?孔子答曰：修已以安人。子路说：这样就算君子吗?孔子答曰：修已以安百姓。并说：修已以安百姓连尧舜都做不到，可以说是君子。因而在出生时为其取名叫“修已”，意即很好地加强自己的修养，使其成为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任的人。张修已没有辜负家人的良苦用心，在读书时，由于聪明好学、专心刻苦，在同学和老师心目中成为一名学习优秀、知书达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25岁时，被本村推荐为学董，负责恢复了本村已关闭四年的小学校。他深知教育对“意诚、心正、修身、齐家”的重大作用，故决心找一位道德高尚、有文化底蕴的好老师。王台就是他聘任的第一任教师。接触一段时间后，各自在对方身上发现了很多优点和长处，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经常在一起谈论政事，谈地主的高利贷、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抗日等。王台向他谈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打倒地主资本家，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在王台的帮助下，张修已1934年8月加入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了更好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以做买卖为名，走街串巷宣传革命道理，并先后发展本家张修煜、张修竹等人入党。

为了便于党的活动，特委决定成立一个商号，以掩护党的机关和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张修已不仅贷款和赊账，而且不惜背着老人出卖土地和粮食，以解决党的经费问题。

“一一四”暴动受到残酷镇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胶东，党的各级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遇到挫折。张修已不仅没有灰心，而且坚信革命定会胜利。但胜利必须有可靠的领路人，张修已很有自知之明，以自己的知识文化，不能很好的决定路线方针问题，工作困难很大，甚至会给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为此他千方百计找关系，终于盼到理琪的到来。

为了更好地保护理琪，也为了向理琪更好地学习革命理论，张修已把理琪安排在自己家里。这是一个红色家庭，每一个成员都自觉地为革命工作，逐步扩大，进而变成红色村并享有“小延安”之美誉。这里一度成为文登县委、胶东特委的驻地，成为胶东革命的中心、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精神支柱、“三军”起义的指挥中心。理琪住在这里，不仅有安全感，且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1936年2月，在王台和张修已的协助下，理琪亲笔写的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与各级组织党员见面了，该信为胶东党的建设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就在这时，韩复渠开始第二次“清乡”，企图彻底消灭胶东的共产党。为了确保理琪的安全，张修已亲自护送理琪到威海暂避一时。

敌人的“清乡”很快结束。国民党军队离开文登后，张修已马上卖掉一亩地，筹足了50块大洋派人到威海接理琪。由于失误，没有把钱送到，理琪被迫离开威海去了济南。之后理琪从济南给张修已写信，问是否可以回到文登沟于家。很快接到张修已的双挂号信，理琪第二次来到沟于家，领导胶东革命。

1901年3月，邹恒禄出生于文登县林子西村一户贫寒家庭。其父邹连群，因病不能料理家务，支撑门户重担落在其母亲俞宽增肩上。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美德、精忠报国的信念却比别人高出一筹。传统文化讲的是五福临门，讲的是“禄”“寿”“德”。所以她给三个儿子起名叫“恒禄”、“恒寿”、“恒德”。给孙子起名时，根据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的教诲，给三个孙子起名为“立义”、“礼智”、“仁信”。文登人最讲学习，其母比人又高一筹。就是外出要饭时，也是让邹恒禄读书，并且坚持念了二年。在母亲言传身教影响下，练就一身正气，见义勇为，敢作敢当，斗智斗勇，智勇双全。

1933年，在张连珠的帮助教育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苦大仇深、一无所有，所有的就是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为党工作，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聚集革命力量。他先后发展于得水、丛桂滋等30余人入党，相继建立三个党支部和三个党小组。

1935年，根据团省委指示，在文登重建以张连珠为书记的中共胶东特委，邹恒禄任特委组织委员。在其努力下，可以说没有送不到的信，没有找不到的人，没有联络不通的事，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特委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定下暴动时间、地点、部署进军路线、制作旗帜、联络信号、宣传品等。在此过程中，他万难不辞、废寝忘食，顺利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暴动之日，打区公所、烧地契、分浮财，将这一带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给予严惩，劳苦大众拍手称快。当暴动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八十一师展书堂包围了松椒村，暴动队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邹恒禄率领暴动人员杀出重围，转移到昆嵛山西麓。不久与刘振民、张修己、于得水、王台等取得联系。当听到于得水率领二十余人的武装突围进山的情况，喜得直拍大腿。接着预定时间、地点，几位文登籍胶东特委委员和积极分子重新聚在一起，研究如何在这白色恐怖中，尽快恢复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力量，以利再战！

1936年4月，在昆嵛山的老峰窝山洞，举办训练班。刘振民主讲俄罗斯斗争历程及取得胜利的经验，于得水主讲“游击战术”，射击要领，加强体力、耐力、刺杀、散打等武艺。邹恒禄负责后勤保证。1936年6月在理琪的支持下，在邹恒禄、于得水、王亮的领导参予下，界石一战，没费一枪一弹，抓获了十几个敌兵，缴获20多支枪2000多发子弹。相比之下，城市的工运、学运工作相对落后，为了改变现状，理琪、邹恒禄等来到烟台。为了发展宁子浮入党，理琪才知道与烟台市工委书记吕志恒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并且同时都想发展宁子浮老师入党。由于宁子浮的关系，使理琪和吕志恒接上联系。吕志恒来烟台之前就有一项尽快与领导“一一四”暴动的胶东特委取得联系的任务。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北方局报告。北方局随即调吕志恒、邹恒禄到天津汇报。听完二人汇报后，北方局经过慎审研究，决定任命理琪为胶东临时工委书记，吕志恒为副书记，两级委员不变。1936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理琪、邹恒禄被捕入狱。直到卢沟桥事变，二人得以释放出狱。出狱后立即去泰山见到省委宣传部长林浩，接到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命令。回到沟于家后，任特委委员并与特委一起发动天福山起义，组建“三军”。

1938年5月，由于误传邹恒禄战死杀场，其母俞宽增老泪纵横，义愤填膺，疼子心切，爱国情重，又把三子恒德和两个未成年的孙子立义、礼智送交部队，以雪国耻报家恨。恒寿、立义、礼智入伍后，得知亲人没死，叔侄三人前去探望亲人，戎装整齐的亲人立在面前，三人抱头大哭，转而破涕而笑。当邹恒禄得知其弟其子当兵原因时叹道：“多么伟大的母亲啊！” 

1938年9月18日，“三军”与其他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邹恒禄任“五支”司令部直属骑兵连政委。在他的带领下，铁骑叱咤飞腾，战日寇、打伪军，连战连捷，为开辟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

1939年，悍匪刘桂堂进犯根据地，邹恒禄率队迎头痛击，打得敌寇闻风丧胆。战斗中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经抢救无效病逝，年仅38岁。

1946年3月，俞宽增家原有12口之大家，此时只有俞宽增和邹恒禄媳妇两代寡妇。昆嵛县人民政府在一届“三模”大会上，为其母俞宽增赠送“建国之锋”的巨幅匾额，以表彰她对革命的贡献。

古时“文登学”誉满京城、扬名全国。仅明清两代，文登就有66人荣登进士榜，往前推至唐朝共有102人得此誉名。

文登是二至四届胶东特委驻地，是胶东革命的摇篮。

文登是“一一四”暴动指挥部，是胶东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

文登是天福山起义发祥地，并由此发展了27、31、32、41军，孕育出2名上将，3名中将和100多名副军职以上将军。

文登雄风常在，丰碑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