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社会的灵魂，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盛衰荣辱、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了新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进程。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创造，它是抗日军民进行持久抗战的强大依托，它的扩大和巩固是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抗争时期，党审时度势，制定了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方针政策，开展了抗战文化运动、文艺救亡运动，振奋了民族精神，调动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为保障抗战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引了前进方向，凝聚起伟大力量。

胶东抗日根据地是山东省建立最早、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形势最稳定的一块根据地，其中处于胶东东部的昆嵛山抗日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山东开创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当时我国北方难得保留下来的红军革命武装，革命战争年代，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转战昆嵛山区、大江南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生活在这里的威海人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抗日救国的关键时刻，威海地区党组织唤醒群众觉悟，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力量，共同抗战。在开辟、巩固和发展、壮大根据地的过程中，地方党组织领导威海抗日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同时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文化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动员了群众、团结了群众、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一、威海地区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背景

威海市位于山东半岛东端。东隔黄海与朝鲜、韩国、日本相望，西与烟台接壤。威海城区在明以前，为海滨渔村。明洪武年间，为防倭寇侵扰，设立“威海卫”，取“威震海疆”之意，威海即由此而来。1898年，英国强租威海卫。1900年，设威海卫行政长官署，属英国殖民部。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置威海卫行政区，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

威海人民历来有着反抗压迫、勇于抗争的传统。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几个世纪以来，威海人民为反抗外敌的入侵，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留下了光荣的历史。在近代的反抗英国殖民者统治、抗税斗争、抵制日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威海人民表现出了不受欺凌、不甘压迫、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为建立党组织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威海地方党组织成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时值大革命失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侵华事件，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威海籍的中共早期党员孙己太、宋澄、于洲等在此时回到家乡，与外地来威的中共党员及进步青年郑天九、王翼之等，在威海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建立组织，领导暴动，以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至1932年各县市均建立了党的组织。第一届胶东特委从1933年3月成立到10月遭破坏，时间虽短，但在发展党组织、壮大党员队伍、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广大群众等方面，旗帜鲜明、全力以赴，为威海播下了革命火种。

威海党组织诞生后，即领导威海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斗争中保存、发展了革命力量，为进行全民抗战积蓄了力量。威海长期是胶东特委的主要驻地，天福山地区被称为“小苏区”，威海人民为支持、掩护胶东特委作出特殊贡献。威海党组织虽然成立较晚，但发展迅猛，一经成立，便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各县市。由于威海的工业很少， 威海党组织建立后，并不是像其他大城市那样依靠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开展活动，而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直接与农民接触，植根于农民中间，党组织的建立和驻地大多在农村，农民在发展的党员中占了很大比重。以远离县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昆嵛山、天福山一带党的活动较早，发展较快。“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特委遭到破坏，于得水、王亮等带领暴动的部分队员进入昆嵛山区，建立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成为胶东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1937年12月24日，理琪、林一山等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人发动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战第一枪，创建了胶东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天福山由此成为中共胶东特委的活动中心。1938年4月，“三军”主力到达蓬莱、黄县、掖县一带，扩建抗日根据地，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新篇章。起义部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55团、61团和63团，后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27、41、31、32四个军，先后走出300多位威海籍将军。天福山起义为抗日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留下了“为强我中华奋斗不息、为抗日救国不惜牺牲、在艰难逆境中勇于奋进”的天福山精神。威海地区革命基础非常好。

抗战时期，针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中共东海特委为坚持抗战，一方面发展扩大人民抗日武装，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另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各群众抗日组织，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在东海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军在整体力量对比上仍处于劣势。但由于入侵文登、荣成、威海卫的日军兵力不足，无法控制每一个乡村，从而为新生的抗日武装留下了较为广泛的活动空间。威海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武装在敌后广泛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击敌人，建立政权，着手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和各级群众抗日组织。从1940年4月开始，荣成、文登和威海卫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建立；9月，东海专区成立，下辖威海卫行政办事处和荣成县、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其后，又成立文西、文东（文登）、牟海行政公署等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属东海专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各级群众抗日救国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县、区、村三级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完善，开创了威海地区抗战的新局面。

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充分发挥职能，在发动群众、拥军支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各县党组织在狠抓政权建设的同时，动员全民力量支持抗战，组建各群众抗日救国组织。1939年初，威海卫、荣成等县党组织发动群众，先后创建了一些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后，在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领导下，各县还相继成立了教师抗日救国会、学生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从而使县级群众抗日组织普遍建立和完善起来。随后，各县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各区、村迅速成立了区、村级群众抗日救国组织，从而使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广泛开展起来。这些都为威海地区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健康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抗日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根据地的建设。

二、威海地区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建设发展历程

纵观威海地区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发展过程，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全面、由少数人的宣传到根据地全民文化运动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二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8年4月至1940年上半年。这是威海地区抗日时期文化建设的始创时期。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继续实行暴力政策，在政治上推行“以华制华”的怀柔政策，在经济上实施“以战养战”的残酷掠夺政策，在文化上推行灭亡中国的奴化政策。在占领区内实施奴化教育，宣扬所谓的“王道乐土”、“大东亚共存共荣”。抗战初期，由于日本侵略者军事上的优势，在许多人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恐日病”。

抗日战争爆发后，胶东各县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冲破反动政府的阻拦，毅然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1937年7月，以“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了抗日救亡歌咏团等一批业余文艺团体，采取唱歌、演戏、办壁报、撒传单、写标语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8年3月，威海卫沦陷。4月，中共文荣威边工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成立抗日救国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负责抗日宣传，发动民众。韩力、于瓯江、于梦尤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民动会”的名义，创办了国难教育研究会，举办了一期教师训练班和一期妇女训练班，向文登、荣成、威海卫等县的进步小学教师和进步妇女讲授政治常识、大众哲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教唱抗战歌曲，揭开了抗战文化教育运动的序幕。

威海地区各级党组织出版发行抗战书刊，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8月，为扩大抗战宣传，以国难教育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抗战文化供应社，于梦尤任社长。其主要任务是联系农村的知识分子，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政策，培训抗日骨干，发动群众特别是青年参加抗战。负责供给抗战用的书籍和宣传材料，编印小学教材，出版歌集，办不定期小报和新文字周刊，翻印毛泽东著作《反对自由主义》、艾思奇《大众哲学》、《通俗社会科学》。该社成立后，印发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抗日必胜论》等大量政治书籍和文章。抗战文化供应社通过这些工作，以农村知识分子为桥梁，广泛地接触了群众，宣传发动了群众，有效地促进了抗日救国运动。当时，荣成抗战文化供应站的成员及一些有知识的中共党员，先后创办了刊物《前进》、《农村》、《战时儿童》等，印刷《新文字课本》3500册，《抗战歌曲》2700册，《新文字方案》2000册，使大量抗日救国作品广为流传。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的图书发行由战时邮局负责，战时邮局设在桥头区西山后村， 除在解放区发行外，还常深入到敌占区秘密发行进步书刊。荣成县图书发行员到文登取书，利用晚上秘密发行。

针对民族危难的严竣形势和人民群众内心的恐惧，威海地方党组织注重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发动，唤起群众觉悟，鼓舞人民斗志。威海的话剧演出始于抗日战争爆发时。在公署路小学任教的于谷莺等人，组织进步师生成立抗战话剧社，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威海城乡广泛宣传演出。唱至激昂处，唱者听者痛哭失声。民歌多采用旧调填新词，以控诉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反映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到底及劳动大众庆祝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为主要内容。如《老乡上战场》、《逃难歌》、《紧急动员歌》、《拆桥破路歌》、《鬼子宣抚班》、《参加妇女识字班》、《青石岭战斗歌》、《小奴参战》、《昆嵛山好风光》、《组织妇女团》等。

抗战初期，1937年7月15日，中共荣成临时县委书记曹漫之、宣传委员李耀文在荣成县城建立了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进行抗战宣传。剧社下设演讲队、歌咏队、戏剧队。其中演讲队主要宣传抗日，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枪口对外，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歌咏队除演员自己演唱外，主要是教唱《抗日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毕业歌》、《抗日救国歌》等歌曲。歌咏队走到哪里就教到哪里，三五人也教，十来个人也教，教会唱为准，基本达到了全县的爱国青少年都会唱抗日歌曲。戏剧队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血染卢沟桥》、《不平则鸣》、《布袋战》等。表演生动活泼，群众非常爱看，这村没演完，另有几个村就派人来请，真正达到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目的。剧社的主要负责人是曹漫之、李耀文、蔡宗保，骨干成员有王达（女）、王军（女）、刘国衍、李蔚川、蔡秀荣（女）、李光增、唐雪芹（女）等20多人。1937年8月剧社有40余人，1937年12月，河山话剧社已发展到80多人。

抗战时期，威海地方党组织还创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动员、鼓舞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9月，荣成临时县委创办了《每日快报》，每天油印1000多份，公开发行到各学校、国民党县政府各科室及部分村庄。1938年8月，中共胶东特委创办了胶东《大众报》，初期发行量2000分，后增至1万多份。1941年1月，中共东海地委机关报《昆嵛报》在文登创刊，每期发行2000份。

总之，抗战初期，文教工作比较单一，以培养抗战骨干、进行抗日宣传为重点，以建立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创办国难教育研究会、抗战文化供应社、话剧社等为主要形式。这一时期，党的文教宣传工作虽然规模比较小，但作用却很大，为扩大抗日宣传，发动全面的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争取全民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威海地区党组织为提高群众的抗战觉悟和抗战信心，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同时，在根据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

抗战时期，威海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解放区克服种种困难，创造条件办教育。日军入侵解放区后，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不懈兴办教育，每乡为1个学区，设中心小学1处，各村设初级小学1处，中心小学校长负责领导该乡小学的工作，并利用乡间小学，在成人中开展以政治教育和识字为主要内容的冬学活动。同时，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创办了胶东区东海中学、二牟联中、荣威联中、文荣威联中、文牟联中和文登县师范、荣成速成师范、威海师范等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人才。1941年，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颁布《胶东战时小学规程》提出：“小学教育以增进儿童抗战建国知识，提高儿童政治文化水平，奠定新民主义之教育基础为宗旨”。1945年9月，胶东行政公署颁布《胶东区中等教育暂行规程（草案）》中提出教育方针为：培养大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丰富的科学知识、为人民服务、有劳动观念的人材，参加建国工作。遵循这些方针，各县根据地内的中小学及师范教育，紧密联系战时需要，培养大批人材。

威海各县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并专门设立领导机构。威海卫行政办事处设教育科，领导教育工作。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先设第四科后改为教育科。1941年12月分县后，文东县设教育科，文西县教育工作由东海专署兼理，1944年始设教育科。1940年7月，荣成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第三科，1944年改为文教科。1941年，牟海县成立后，教育工作归牟海行署教育科管理。县辖各区公所设教育助理员，区辖各乡设一处中心小学，兼作乡级教育行政机构，中心小学校长由县教育科任命。各乡成立由乡长、中心小学校长和文教干部组成国民教育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研究教育工作，从而使各县文教工作从县到乡有了系统的领导和管理。

开办学校，搞好教育，解决经费是一个关键问题。抗日民主政府想方设法，多方筹措资金，解决教育经费，保证孩子有学可上，保障教师的生活。1941年，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颁布《胶东战时小学规程》规定：小学一律实行免费教育，小学办公费初级每年每班40元，每增1个班增加10元；高级每年每班52元，每增1个班增加24元。1942年下半年，小学办公费每年每班初级60元，每增1个班增加40元；高级每年每班100元，每增1个班增加80元。对抗属子弟（指抗日家属）及家境赤贫无力购买书籍者，发给书籍费；对抗属子弟无力求学者，或家境赤贫学生成绩优良者，可享受全免费之优待。对家乡被敌人盘踞不能得到供给之学生亦给予全公费之优待。《胶东战时中等学校规程》中规定：公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学生膳费、服装、讲义、津贴等，概由学校供给。中学学生免交学费，并供给膳宿。中学的抗属子弟及优秀之赤贫青年、敌区青年来我占区入学者，均享受公费生待遇。此时的教育经费是以乡为单位统筹。1942年3月，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规定，教育经费由乡级为单位统筹改为以县为单位统筹，同年9月提出，要彻底整理教育款产，以解决小学教育经费问题。教育经费来源，除利用原来的教育款产外，主要由各村上缴公粮中按一定比例拨出；师生开荒种田自给自足，发动开明绅士、富商捐助钱粮、土地房屋，帮助办教育，基本解决了教育所需经费。各县抗日民主政府规定，高级小学教育经费以区为单位统一收支，初级小学包括完全小学的初级部、所缺经费则以村为单位合理摊派。为筹措和管理好教育资金，荣成县成立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

为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大力开展普及文化知识的成人社会教育。各县采用识字班、夜校、冬学、读报组等形式，对一些不识字的农民进行文化启蒙，开办农民夜校，扫除文盲。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号召并组织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参加夜校学习文化，妇女则于午间参加识字班学习。1941年底，参加两种形式学习的人数占各县人口的10％。1944年，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出广泛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强调要继续抓好农民的识字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各区成立冬学运动促进委员会，各村由文教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1945年春耕开始后，提出农民教育要按照“农忙少学、农闲多学、大忙不学”的原则，尽量坚持常年进行。不少妇女虽然未上过小学，但由于坚持到识字班学习，也达到了小学毕业水平。

为了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首先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抗战一开始，各县妇救会就把扫盲工作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是成立妇女识字班，结合文化教育，向妇女进行抗战和革命政策教育。对于家务重、孩子多或年老体弱而不便参加学习班的妇女，组织炕头学习组，学习内容和识字班一样。有的地方挂识字牌，内容经常更换，很受妇女欢迎。在识字班里成立读报小组，让妇女们学习时事政治。识字班提高了妇女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她们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积极分子和抗日骨干。抗战初期，“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旧道德、旧观念严重地阻碍着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各级妇救会便领导广大妇女开展反封建斗争。开始，有些妇女要参加妇救会、上识字班，公婆爹娘不愿意。妇救会就通过个别动员，召开会议等形式，进行细致的工作，说服思想落后的老年人。对个别造谣生事的坏人，则进行必要的斗争。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妇女们提出婚姻自由、寡妇再嫁、反对公婆丈夫的打骂虐待等，妇救会和抗日民主政府积极支持妇女们正当要求，提倡和支持寡妇带产改嫁，确保她们的经济利益。

大力推行“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类似于后来的汉语拼音），提高了识字速度。许多不识字的青年、妇女很快就能识字了。推广新文字，不但加快了扫盲速度，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抗日斗争。当时政府的“公事”（即政府通知、文件）都是用新文字写成，日伪敌特不认识新文字，对保密、防特起到了一定作用。

威海地区抗日时期积极开展幼儿教育。由于动员宣传的深入，许多妇女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妇女干部队伍不断壮大。一些妇女干部生了孩子，无法随身带养。为了解除妇女干部的后顾之忧，使革命后代健康成长，抗日民主政府筹办了胶东育儿所。育儿所的工作分为三个组，即总务组、医务组、巡视组。总务组负责生活供给。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党和政府对育儿所格外照顾，规定乳母每月发粗粮60斤，作为乳母的口粮及喂养孩子的报酬，孩子的供应按年龄大小分别发给细粮18斤、20斤、22斤。孩子的衣服每年发两季，春季发单衣、冬季发棉衣，把布和棉花发给乳母做。前方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凡是育儿所能用得着的，都及时派人送去，总务组再分发给孩子们。医务组负责到孩子们的居住村为孩子和乳母检查身体，有病及时治疗，同时向乳母宣传卫生知识，预防各种疾病。巡视组除了到各村巡视现由乳母带养孩子的情况外，还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做好调查、聘请新乳母的工作。尽管日寇对胶东抗日解放区进行了频繁的残酷“扫荡”，尤其是“马石山惨案”，造成了胶东军民的重大伤亡，育儿所的孩子却在工作人员、乳母和人民群众的严密保护下，无一损失。乳母们千方百计保护孩子，“人在孩子在”、“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所内儿童已由初时的2人增加到220人。胶东育儿所从1942年开办，到1952年移交乳山县，先后养育了1000多名革命后代。

抗日民主政府还重视职业教育，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1941年，胶东行政公署在昆嵛山无染寺创办了胶东蚕丝学校。至1944年9月，先后开办两期，学制2年。第一期30余人，全为女生，因文化程度太低，毕业后回原籍。第二期40余人，1944年3月开班，9月提前分配工作，学校停办。

为促进抗战文化教育运动的开展，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艺活动。解放区的农村普遍建立了俱乐部。农村俱乐部由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负责组织，由各村的小学教员担任俱乐部指导员。平日活动不脱离生产，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演出节目。根据地内自卫团、青抗先、青妇队、儿童团等组织，经常开展歌咏活动。每逢集会，“啦啦队”你拉我唱，歌声此起彼伏。主要歌曲有《校园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青年进行曲》、《抗战到了新阶段》、《战斗英雄任常伦》、《八路军之歌》等。抗日根据地经常举办《大生产》、《反对二流子》、《打鬼子、捉汉奸》等活报剧。抗日战争期间，农村抗日根据地的宣传队或文工团亦排演部分小型话剧。农村业余剧团始于40年代。1941年文登县就建立90个农村业余剧团。这些文艺活动，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唤起了民众，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根据地全民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在抗日根据地大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抗日热情，不仅为解放区建设和抗日斗争输送了大批有用之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人才。

三、威海地区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经验

威海抗战文化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为争取民族独立、追求和平民主的一场伟大的文化壮举。其持续时间之长，活动形式之多样，群众参与之广，形成了抗日情绪高涨，进步文化活动繁荣的局面，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她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威海党组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把群众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很注重群众工作，搞好群众关系。这不光是因为战争环境，处处事事都得依靠群众，更重要的是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是威海抗日时期学校的一项光荣任务。学校每迁到一个村庄，都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房东庭院拾掇得利利索索，而且注意群众纪律。在农忙季节，学生积极帮助烈军属干活，栽地瓜时就帮助担水，种小麦时就帮助推粪，专拣重活干。群众反映共产党教育的学生，就是知道劳苦大众的疾苦。正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革命才能最终胜利。正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其次，坚持文化服务于现实是抗战文化建设的生命线。抗战时期，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一切爱国的力量集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聚成反抗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为坚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众基础。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威海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领导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威海地区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蓬勃发展，威海人民的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抗战热情都有了很大提高，党的各项工作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

再次，先进的大众的文化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威海是革命老区，又是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前线，担负着参军参战、支前和保卫家乡的双重任务。先进的革命文化在威海地区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 威海地区党的组织基础好，群众觉悟高，这是威海地区抗日时期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本。威海地区早期党员中干部知识分子多，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亡的文化工作异常活跃，文化教育普及得早，开展了全民性的文化教育工作，干部士兵文化素质高。经过8年抗战的考验，威海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地方武装、民兵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威海地方武装不断充实主力部队。抗战文化活动还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和文化新军，许多爱国青年经过抗战文化的熏陶，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加入革命队伍，在抗战胜利后转到东北、华东等战场，成为解放战争的重要力量。同时，先进的大众的文化是团结人民的精神动力。抗战胜利后，威海才能作为华东战场的后方之一，自然而然地担负起支前的重任。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威海区域是以大后方的身份全力支持新解放区的建设，输送了大量的兵员和干部，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发展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为文化事业的繁荣打下良好基础。教育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威海抗战文化的繁荣与抗战时威海教育的发展有关。抗战时期，威海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自始至终在解放区克服种种困难创造条件办教育。各县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创办的文登县师范、荣成速成师范、威海师范学校、胶东区东海中学等多所中高等学校，学生达2000余人，形成了以文登为中心的教育网和知识群，改变了落后的文化面貌，为威海地区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开展群众性的抗战文化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抗日根据地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弘扬革命文化精神，挖掘革命文化的时代内涵，是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工作，有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坚持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的指导思想，研究发掘抗战时期威海的文化资源，重要的是要弘扬主旋律、结合时代特征精心提炼内容，努力创造新形式，让威海抗日根据地文化资源在新时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