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文登解放区作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发展，为巩固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我们通过对文登解放区文化教育的历史考察，基本掌握了文登解放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变化，仅为研究胶东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的专家提供一些史料。

文化教育，是我党抗日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战线。抗日战争初期，《大众日报》（1940年6月22日）就明确指出：加紧进行国民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政治水准，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已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在这个时期里，中共文登各级组织和民主政府都把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视为抗战重要工作之一，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中共文登地方组织领导文化教育工作始于1938年。是年6月，中共胶东特委指示，撤销东海边工委，成立文登中心县委。曾任东海边工委抗日救国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代理主任韩力，负责创办了“国难教育研究会”，利用小学放暑假的时间，办了一期历时10天的教师训练班。参加人员除原“民动会”全体成员外，主要是文、荣、威等地进步的小学教员，约三四十名。训练班讲授的课程主要是政治常识、大众哲学、统一战线、新文字和教唱抗战歌曲。“民动会”结束后，又办了一期妇女学习班，学习时间、内容，和小学教师训练班一样，只是要求稍低些。8月份，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共文登中心县委的指示，由县委组织部长于瓯江、县委秘书于梦尤和准备做武装工作领导人的韩力等，在文登西南台村，以原“民动会”为基础，创办了抗战文化供应社，于梦尤任社长。抗战文化供应社的任务：通过文化教育工作，广泛联系农村的知识分子，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政策，发动人民参加抗战，坚定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当时该社印刷的政治书籍有：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一山的《抗日必胜论》，也印过党的建设等有关文件，还翻印过大量的抗战歌曲，如“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八路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并给识字班、小学生印过有新文字拼音的识字课本。这些材料，正是当时抗日宣传之急需。各地爱国的小学教师和群众常常三五成群地到供应社买书、要材料。有的买了歌本，不会唱，就请供应社的工作人员教唱。文化供应社的成员以农村知识分子为桥梁，广泛地接触了群众，宣传教育了群众，推动文登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1938年底，占领烟台、威海的日军不时地向文登境内骚扰。为适应新的形势，上级决定把抗战文化供应社改为抗战话剧社，走向社会，走向集镇，走向更多的村庄。在日军日益逼近的局势下，胶东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已原形毕露。1939年下半年，抗战话剧社被迫搬到牙山根据地。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演遍文登的大水泊、高村、宋村、林村、葛家、张家产等数十个村镇，观众有数万人。

这支文化教育工作队伍，从创办“国难教育研究会”，发展到抗战文化供应社、抗战话剧社，一共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宣传抗战、教育群众、培养干部做出了贡献；为抗日战争时期文登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自1940年2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文城，至1944年8月30日文城解放期间，文城及其周围为敌占区，并有敌碉堡星布于交通要道，而广大的农村则为解放区和游击区。

1940年6月，文登县首届抗日民主政府诞生。解放区青少年文化教育的领导管理系统逐渐完善，县设第四科，县辖各区委派民教助理员（1941年3月改称教育助理员）一人，区辖各乡设中心小学一处，兼作乡级教育行政领导机关。中心小学校长由县教育科负责配备。各乡成立由乡长、中心小学校长和有关干部组成的国民教育委员会，定期开会，研究本乡的教育工作。至1941年6月，全县61个乡，设中心小学58处，委任中心小学校长58人（包括文城镇在内的其他三个乡为敌占区）。

为解决师资严重不足，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坚定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量启用乡间包括私塾先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真心抗日，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愿意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经区政府同意，即可予以任用。二是开办教师训练班，对在职教师进行有计划的训练与鉴定，提高其政治思想与文化业务水平，以适应抗战文化教育的需要。1941年6月，全县已有231位教师参加了短期学习训练。1942年1月至3月，文东、文西两县普遍对教师进行了一次政治思想和业务鉴定。三是适应解放区文化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筹办师范学校，培训了一批乡村小学教师。

日伪军的频繁“扫荡”，使解放区经济拮据，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民主政府千方百计筹措，一方面充分利用旧政府残余的教育资产，一方面从各村上缴的公粮中扣拨。另外，民主政府极力调动各界抗日人士的积极性，大力号召富商、开明士绅捐赠兴学。至1941年6月统计，全县共捐熟地3529.92亩、山岚草场1063亩、房屋26间、国币1702元。即是如此，教育经费仍异常困难，民主政府建立之初，教师的生活待遇不得不按上级指示，实行最低生活费制，即每个教师每月发给60斤粮食、100斤柴草、两元钱的津贴费。以后，随着解放区情况的好转有所改善，但因财力的限制，教师待遇仍然菲薄。尽管如此，在我党的教育培养下，知识分子抗战热情日益高涨，他们含辛茹苦，为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文登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其方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即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当时小学二二二分段（初级、中级、高级各二年）六年制，中学（初中）为三年制，课程的设置都较齐全。因战时形势紧张，敌人频繁的“扫荡”和抗日战争的前后方的急需，虽然抗日民主政府对中小学的学制、课程等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机动很大。很多中学生学习半年或一年，小学高年级学生(当时学生入学年龄不限，小学也有二十几岁的学生)还未毕业就投笔从戎或参政。当时爱国抗日的政治思想教育很强烈，师生的抗战情绪十分高涨。广大教师积极参加教育救国会（简称教救会），在“教救会”的领导组织下，经常参加党政军民的抗日救国活动，多数小学教师还兼任村政委员及村俱乐部指导员，帮助乡村做好中心工作。解放区各村普遍建立了儿童团（校内外儿童的共同组织），儿童们在村政委员会和学校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各项活动。儿童团是儿童进行学习、抗日斗争和生产自救的组织形式，他们配合民兵站岗放哨，担负情报网的工作，以防止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还组织宣传队，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残酷的战争,使解放区人力物力十分匮乏，发展文化教育很困难。但是，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得到较好发展。据1940年6月统计，解放区有小学初级班701个、高级班87个。据1941年6月统计，解放区小学已发展到初级班804个、高级班121个。全县学龄儿童71685人，入学53415人，入学率达74.5%。

对敌占区的学校，抗日民主政府经常派人去作教师的工作，使其为抗日的文化教育服务，很多敌伪教育科备案的学校，备有两套课本。平日用抗日课本（即解放区里用的），进行抗日文化教育；当敌伪教育科派人进校检查时，则换上“新民课本（日伪编的奴化教育课本）予以应付。就连敌人控制较严的文城南三里庙小学（又名棋盘山小学）也是这样。

1944年8月30日，东海军分区光复文登城，旋即挥戈北上，不几日，即迫降文（登）威（海）、文（登）烟（台）沿线几个据点的敌人。文登（包括文东、文西）全县宣告解放。9月文登城军政联合办事处成立，下设文教局，办事处副主任宋元良亲自抓文化教育，协同文教局干部，全部接收了原日伪控制的学校。同时设立昆嵛县（原文西县）13区即文山区，委派民教助理员一人，下设三处中心小学和一处完全小学，各中心小学校长由文教局委派，并在文城附近原来没有学校的梁家沟、小河（三里河）、窑夼（现名城南）等村，办起了小学，委派了教师。解放了的文登城见到了光明，得到新生，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当时的河北中心小学、黄泥庵完全小学都有近千名学生。这时全县的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达80%以上。

文登抗日民主政府在发展小学教育的同时，根据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大力发展中等教育。1941年5月，县抗日民主政府筹建了文登师范（1943年秋改为文登中学），同年6月，由大水泊村热心教育事业事业人士于渐海捐地1214亩5分，捐办学基金费2500元，自筹资金经县民主政府批准，又建了一处私立滨海中学。1944年夏，又办起了文登、文西两处短期师范。此外因文登当时是东海专属的中心地，因此由其直接领导的东海中学、文荣威联中等学校也建在文登境内。各级领导对解放区文化教育十分重视，东海专属专员孙端夫亲自兼任东海中学校长，文登县教育科长王曙东兼任文登中学校长。

当时的中学教育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1年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颁布的《胶东战时中等学校暂时规定》里提出：“中等学校教育要依据三民主义之革命精神，抗战建国纲领之基本原则，适应抗战需要，以培植抗战建国人才，救济失学青年，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为宗旨”，“学生资格，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性别，赞成抗战与民主，均可报考”。学生待遇也较优厚，“公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膳宿、服装、讲义、津贴概由学校供给，中学生免交学费，并供给膳宿。中学之抗属子弟及优秀之赤贫青年及敌区来我占区入学者，均享受公费生待遇”。因此，各地各界爱国青年到解放区中等学校求学者十分踊跃，文登解放区的中等学校一派蓬勃发展景象。

1941年3月，为加强对社会成年人的文化教育，县抗日民主政府又增设民众教育馆，其主要任务是办识字班、扫盲、办冬学和开展农村俱乐部活动等。社会文化教育的形式很多，如妇女识字班、冬学、民众夜校、民兵学习室、广播台、识字牌、俱乐部、剧团等等，其中主要形式是冬学和夜校。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从1940年下半年起，每年利用11月到翌年2月这4个月的农闲季节开展冬学工作。解放区的各个小学都附设冬学（包括半日制和夜校）。学员包括35岁以下的青壮年，由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负责组织、由小学教师和抽调的部分区、乡干部兼任冬学教师。教学的内容，一是识字，二是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三是教唱抗战歌曲。据1941年统计，文登解放区已有冬学561个班，学员近两万名。

此外，以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为“小先生”，其主要任务是教妇女识字班、扫盲，他们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在街头路口设识字岗，悬挂识字牌教识字。“小先生”活动，对教学识字扫除文盲起到很大作用。

总之，文登解放区通过群众教育，使解放区的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盲状态，提高了抗战的觉悟和生产建设的能力，使学龄儿童也能受到应有的政治文化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文登解放区的抗战文艺发展很快。解放区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异常活跃，每逢集会，自卫团、青抗先、青妇队、儿童团等群众团体， 相互用“啦啦队”的形式，你啦我唱，我啦你唱，歌声此起彼伏。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农村俱乐部办得很红火。1938年冬，抗战话剧社在文登境内巡回演出，推动全县掀起剧潮。1941年4月，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召集各区教育助理员及中心小学校长会议，讨论研究活跃农村俱乐部的工作。决定农村俱乐部由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负责组织，由各村的小学教员担任俱乐部指导员。平日活动不脱离生产，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演出节目。1941年冬统计，全县乡级俱乐部26处、村级俱乐部828处，已有90余处较好的农村业余剧团。当时文登的高村、大水泊等地的剧团搞得最好，演出的《营南惨案》、《青石岭战役》、《小顺子》、《赵嫂寻夫》、《刮地皮》、《改邪归正》等剧目，还有扭秧歌、跑旱船、踩高跷和耍狮子等形式的群众文娱活动，讴歌了根据地建设，揭露和瓦解了敌人，颇受群众欢迎，对宣传抗战，唤起民众，鼓舞军民斗志起到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文登解放区的文化教育所以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蓬勃发展，一是因为我党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二是模范地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登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宣传抗战，教育群众，培养干部，支援战争做出了历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