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及威海地方党组织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威海起义”。这次起义与“天福山起义”共同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个主力军（27、31、32、41），为抵抗外来侵略和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一、威海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前期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7月中旬，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展抗日民众团体。为了抗日救国，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在威海做了武装起义的大量准备工作。中共胶东临时工委书记吕志恒与威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骨干孙端夫、袁时若、赵野民等人一起，在威海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收集武器，为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中共胶东临时工委调烟台“民先”队员张次愚、宋坚到威海协助临时工委领导、筹划抗日武装起义。张次愚在威海的国民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宋坚住在国民党威海政训处主任孙端夫家中，协助孙端夫策划国民党官兵抗日武装起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孙端夫在政训处官兵中发展“民先”队员。9月2日，袁时若提议将威海中学学生自治会改为威海中学学生抗敌后援会。抗敌后援会经常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或下乡宣传抗日，募集抗日经费，对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起到了推动作用。“民先”骨干、威海中学教师袁时若、赵野民等在课堂上公开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11月，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袁时若、赵野民和进步学生车学藻、章若明等领导学生走向社会，在长峰村以北、田村以东的村庄开办夜校，学习拉丁化新文字，教农民学唱救亡歌曲，向农民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激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袁时若、孙端夫、赵野民、郝道逵等“民先”成员互相联络，扩大“民先”组织。

1937年10月，山东省“民先”队部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派出一批“民先”队员到各地开展统战工作，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原名孙玺祺）因其胞兄孙玺凤在威海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便到威海开展工作。孙玺凤是山东高苑（高青县）人，民主人士，思想开明。曾留学法国，专修法律，回国后任韩复榘的军法处副处长，1936年任威海专员。孙明光到威海后，住在管理公署，他利用专员弟弟这个有利的身份，活跃在威海中学、海军教导队和国民党威海政训处，公开宣传抗日。孙明光通过事先约好的联系方式，在环翠楼附近的一个小卖部，与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委员李紫辉接上了“民先”的关系，向临时工委汇报了来威的任务。他又通过李紫辉等人的介绍，与威海中学教员、威海“民先”队部的负责人袁时若、赵野民，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主任孙端夫，国民党驻威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中队长郝道逵等人接上了关系，经常联系，为武装起义积极地进行准备。孙明光还到海军教导队讲课，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激发了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12月25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威海队部在谷家疃居仁里2号袁时若住所成立，袁时若任队长。“民先”队部成立后，陆续吸收了许多进步教师、学生和驻威国民党海军爱国官兵为“民先”成员。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铁路南侵的日军进入山东境内，先后占领济南、泰安等地，并沿胶济铁路东犯。威海社会各阶层抗日与投降的矛盾日趋尖锐，威海商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威海的代理人，他们妄图以出卖威海为见面礼，投靠日本当汉奸；警察局长郑维屏，思想反动，仇恨共产党，手下有几百名警察，与商会联合，反对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驻威海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的官兵有爱国之心，中队长郝道逵和周军需官等人是“民先”队员，他们都倾向中共的抗日主张，但因威海卫管理公署克扣军饷等事，与专员孙玺凤有矛盾，不让孙玺凤离开威海，属于一股中间力量；管理公署卫队倾向于起义。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主任孙端夫及政训处官兵、威海卫“民先”队部负责人袁时若、赵野民等人及一些进步教师、青年学生，是一批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们响应党的号召，通过“抗敌后援会”等组织，打击亲日派，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几股力量对专员孙玺凤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抗日力量是以孙明光、孙端夫、袁时若为首的“民先”组织，是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

1937年11月，胶东临时工委委员林一山到威海开展统战工作。林一山同孙端夫、袁时若、赵野民、郝道逵和周军需官等“民先”队员取得了联系。当林一山听取海军教导队周军需官等人汇报军用物资和器材仍放在刘公岛上时，便提议将物资器材立即从岛上搬到陆地，以免资敌。海军教导队采纳了建议，将一批军用物资转移到柳林、草庙子一带。林一山经孙明光的引荐与专员孙玺凤进行了几次谈判，他向孙玺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析了抗战形势，指出只有抗战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代表胶东临时工委向孙玺凤提出了发动起义，共同抗日的主张。孙玺凤感到国难当头，表示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但考虑到自身处境困难，是离开威海还是随起义部队到农村打游击，尚未能下定决心，顾虑重重。

1937年12月15日，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在文登沟于家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事宜。出席会议的有吕志恒、林一山、柳运光、张修己、张修竹、宋澄、王台、于得水等。会议开始不久，理琪从济南回来了。会上理琪传达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一、重建中共胶东特委，撤销中共胶东临时工委；二、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胶东以文登、牟平、莱阳等县的群众武装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下简称“三军”）。与会人员分析了胶东的抗战形势，研究了举行武装起义的时间、地点、人员、准备工作及起义后的行动等问题。会后，与会者有的留下赶写传单、标语和制作“三军”大旗，大部分则到烟台、文登、荣成、威海、牟平、海阳、蓬莱和黄县等地组织发动群众，筹备抗日武装起义。同时，宣布重建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

1938年1月上旬，理琪、吕志恒、柳运光等特委领导以及曹漫之、于烺等人相继到达威海后，分别隐蔽在孙端夫家里和曹漫之的哥哥曹凤山任二掌柜的大车店里，多次开会研究关于起义的有关事宜，对起义作了大量周密的安排。为了便于在第一线具体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理琪在威海介绍孙明光、孙端夫、袁时若、李今辉等人入党，并决定成立特别党支部，孙明光任书记，孙端夫任组织委员，袁时若任宣传委员，威海特支由理琪直接领导。对这次起义，特委领导既做了最好的设想，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为此，特委领导在威海一直是秘密地开展工作。在起义前的一个星期，理琪亲自找威海中学学生夏来布置任务，叫她以请师娘的名义，把孙端夫的爱人李今辉接到第八区观里村隐蔽起来。于烺也亲自到城里和乡下串联进步教师参加起义，曾到第四区找过在维新村（现羊亭镇于家夼村）那里教书的姜继盛（姜克），因于烺在羊亭警察第二分局与熟人喝酒引起误会，双方没有接上头。

由于孙明光、孙端夫等人的活动频繁，引起了威海卫行政公署警察局长郑维屏和商会头头的注意。郑维屏用威胁的口吻对孙玺凤说：“你弟弟有共产党的嫌疑，外界舆论很大，你得叫他走。”并在公安局呈报公署的文件中点了孙明光的名，诬蔑他行为不轨。孙玺凤看清了郑维屏的反动面目，便经常与孙明光研究对策，把专员卫队紧紧掌握起来，以防有变。孙玺凤对孙端夫的活动也很不满，他以开会为名将孙端夫扣留在官邸内。孙端夫乘看守不严之机，跳窗逃回政训处，并当即下令，全体人员戒备起来，警察来了就予以消灭。

当时，胶东大地正处在沦亡的前夜，威海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威海各阶层抗战与投降的矛盾已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海军教导队对起义的态度仍不置可否；郑维屏则加强与商会的勾结，密谋策划，妄图扼杀起义，并在专员办公处与孙端夫宿舍之间布置了暗哨进行监视。

中共胶东特委根据威海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利用矛盾，发展统战，壮大自己”的方针。党组织和“民先”组织，团结政训处，争取海军教导队，孤立商会和公安局等反动势力，联合孙玺凤和一切爱国力量，决定于1938年1月15日举行起义。

二、威海起义的经过

1938年1月14日，胶东特委的领导成员分头活动，通知参加起义的人员趁赶威海集之机，到指定的地点参加起义。对起义人员做了细致的分工，由孙端夫组织政训处官兵20多人负责戒备、待命；由张修己、于烺等人在文登组织20多名党员和青年连夜赶到威海参加起义；由姜继盛带领羊亭等郊区的小学教师和农民参加起义；由袁时若通知在威海市区的“民先”队员参加起义，并由威海中学的车学藻组织二三十名学生待命。

1月15日凌晨，参加起义的文登、威海方面的中共党员、威海“民先”队员及部分学生、农民100多人，都到曹凤山大车店集结，胶东特委做好了关于起义前的战斗部署。上午9点多钟，起义部队集结到了威海卫管理公署。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与孙玺凤作最后的谈判，孙玺凤对起义表示支持，愿意把公署仓库的一部分枪支、装备交给起义部队，他自己则要带着印鉴和公款取道香港去武汉向国民党政府辞职。理琪当即表示：专员在威海期间，我方保证安全，专员要走，我们护送出境。警察局长郑维屏见事不妙，将市区大街小巷布满了警察。下午3时，商会纠集一伙暴徒，在公署大门口闹事，蛮横地叫嚷要孙专员把公署的枪支和仓库的钥匙交给他们。中共胶东特委马上采取紧急措施，由袁时若等人组织参加起义的学生和农民将暴徒驱散，海军教导队的郝道逵和周军需官也带人赶来支援。孙玺凤指责郑维屏不维持社会治安，让暴徒聚众闹事是严重的失职。孙明光提出枪毙郑维屏，孙玺凤没有同意，认为杀人要符合手续。这时郑维屏的态度变老实了，毕恭毕敬，再加上专员夫人的竭力劝阻，郑维屏被释放。此时，军火仓库已打开，取出近百支枪和军装、军毯等军用物资，装备了起义队伍。在这紧急而严肃的时刻，理琪当即命令曹漫之向空中打三枪，以示起义。随后，在公署附近的另一个院内，孙玺凤集合部下和卫队的官兵开会，对他们做最后一次训话，训话结束时，他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6日晨，起义的队伍集合在专员官邸前召开大会，孙明光主持会议，在开会前他领导大家唱救亡进行曲。接着，理琪讲话，他指出：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要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打鬼子，保家乡，我们要到农村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保卫家乡，保卫胶东！并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反动分子破坏和捣乱。最后，理琪号召起义人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6日下午3时，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一行到码头，孙玺凤同孙明光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太古”轮。下午4点半，起义部队100多人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在威海起义部队临时大队长吕志恒的率领下，向文登沟于家村进发。17日，起义部队到达沟于家村。威海起义取得圆满成功。

三、威海起义的重大意义

威海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关键的原因是正确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威海的重大胜利。主要是通过三条渠道进行的。一是胶东特委和威海党组织利用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在发展自身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党的外围组织“民先”的合法地位，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影响，积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胶东临时工委自1937年2月迁威，工委领导成员吕志恒、柳运光、李紫辉等到威，使威海的抗日救亡活动日益高涨。政训处的20多人全部参加了起义，并成为以后“三军”的重要骨干。海军教导队在威海起义前，明确表示“保持中立”，实际上是支持起义。二是山东省“民先”队部派员来威工作，为威海起义的准备工作发挥了应有作用。为了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并派出部分党员和省“民先”队部的队员到有关城市开展工作。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利用是威海专员孙玺凤的胞弟这一特殊关系，以省“学联”“民先”的合法身份到威海。他与胶东特委取得联系后，在特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联络政训处、海军教导队，对孙玺凤及专员卫队官兵进行影响，为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民先”威海卫地方队部成立，“民先”的骨干大部分加入党组织，其他“民先”骨干也都在威海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威海卫专员孙玺凤对起义的支持与参与。孙玺凤是国民党官员中的开明人士，他既具有爱国热忱，支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又对南京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对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估计不足，处在犹豫和苦闷之中。胶东特委正确地分析他的心态和处境，通过接触，启发他的爱国抗日之心和正义感，并通过孙明光对其施加影响，同时采取灵活的政策，不强拉硬拽，尊重他的意愿，保护他安全离威。由于党的统战工作的及时细微及当时局势紧迫，使他终于同意支持起义，交出枪支弹药物资给起义部队。他还亲自召开公署官员和卫队开会，高呼抗日口号，并在反动势力对起义部队包围时，训斥郑维屏，阻止了郑维屏的反动行动，对起义的成功起到了一定作用。起义的成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对“三军”的迅速发展和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威海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独立的起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全国各界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各地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创造条件，发动民众，准备武装起义。在此背景下发动的威海起义，完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独立的武装起义。

威海历来是军事重镇。起义前，威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直辖行政区，有管理公署及其卫队；有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国民党韩复榘保安部队政训处；有仇视共产党的警察局长郑维屏的警察部队以及商会的亲日派反动势力。各阶层抗战与投降的矛盾相当尖锐，斗争激烈。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举行起义，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在全国抗日高潮中，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在山东，著名的起义就有冀鲁边区、鲁西北、黑铁山、鲁东、徂莱山等起义。但这些起义都是在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山区进行的，而在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的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确属少见，有其特殊性。威海起义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重大成功，既非盲动主义，又非侥幸成功，而是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周密的准备。威海起义，包括国民党威海政训处官兵、管理公署卫队、海军教导队、威海中学教师、学生和羊亭等村的小学教师和农民，还有于烺带领的文登县大水泊20多名武装人员和党员青年，合计100多人。因此说威海起义是文荣威三县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大集结，也是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起义。

威海起义的成功，震慑了反动势力和顽固派。威海起义和文登天福山起义都是胶东特委领导下发动的。天福山起义是1937年12月15日，理琪在文登县沟于家召开的胶东特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经过短期的准备发动，于12月24日（据文登党史研究室考证：实为12月26日，因当时农村使用阴历不知道公历是什么时间，因此后来将起义时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简单地加了一个月定为12月24日。）清晨，起义人员集中在文荣威三县区交界的偏僻农村天福山玉皇庙，在无敌情的情况下举行了起义仪式（天福山起义为临时动议，之前没有充分准备，但起到了树立旗号，集聚人心的关键作用）。天福山起义的当天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12月31日，一大队西去进行武装抗日宣传活动，当部队行至岭上村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率领的反动武装的包围，起义部队遭到严重挫折，政委宋澄等29人被俘，并有3人遭杀害，酿成了闻名胶东的“岭上事件”。而1938年1月15日的威海起义，是经过半年多的充分准备举行的。威海起义的结果是获得了100多支新枪和大批军用物资，壮大了起义队伍，鼓舞了人民群众，震慑了反动势力。威海的亲日派头子刘福堂、戚仁亭逃之夭夭；警察局长郑维屏痛哭流涕地表示不敢与人民为敌；保安警察恭恭敬敬地看着起义部队离开城区；温泉警察所警察还给路过此地的起义部队送水送茶。镇压天福山起义的文登县长李毓英吓破了胆，在威海起义当天，即挟款携眷仓皇逃潜，国民党文登县政府于威海起义的当天释放了宋澄等26名“岭上事件”被俘人员。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威海起义，天福山起义很难说是一次彻底成功的起义，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将大大减弱。所以说，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义可以称之为“兄弟起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威海起义的成功，为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威海起义后，使在“岭上事件”中遭到严重损失的“三军”人枪倍增，军威大振，壮大了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当时部队发展很快，每天都能听到部队扩大的消息，广大革命群众的参军热情空前高涨，除了驻军的附近地区，远至一百里以外的牟平县境内每天都有群众络绎不绝来报名参军，甚至除夕过年来的人也没有减少。威海起义掀起的这种革命高潮，反映了当时爱国群众被压抑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了。

中共胶东特委通过扩人扩枪扩大武装，使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各地的影响，胶东半岛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威海起义后迎来了胶东抗日的新时期，从1938年1月至3月，胶东党组织先后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多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并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两支抗日武装。起义武装一度收复牟平、福山、掖县、蓬莱、黄县等县城，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威海起义的成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才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人民抗日武装。威海起义的部队到达沟于家后，1月19日，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员会（实为胶东特委的对外称呼）。同时，成立“三军”司令部、政治部。威海起义部队与“岭上事件”获释后归队的人员合编为“三军”一大队。以后又成立二大队。“三军”整编加强后，西上抗日，2月13日，以威海起义人员为主的“三军”第一大队攻克牟平县城，活捉伪县长宋健吾以下人员百余人。是日下午，发生了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以后部队继续西上福山。4月底，“三军”各路会师黄县，创建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8月12日，“三军”在掖县三支队编入后，辖4个团。9月18日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 12月27日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辖6个团，共7000余人。1939年秋，第五支队改称第5旅，辖13团、14团、15团，并将胶东区党委军事部改编的第三军区又改编为新的第五支队，辖1团、2团、3团。1941年7月，14团与15团互换番号。1942年7月撤销第五支队改编成立胶东军区，胶东军区指挥第五旅，直辖16团、17团，原3团拆编。1943年3月，第五旅机关并入胶东军区，辖13团、14团、16团，17团拆编补入军分区独立团，15团改为南海军分区独立团。

1945年8月，胶东军区部队整编为第5师、第6师和警备第4旅、第5旅。10月，胶东军区主力及部分军分区独立团共10个团的兵力陆续开赴东北。留在胶东的主力5师13团和5师14团（原胶东军区16团）1营扩编为新的第5师，警备第四旅于1946年6月改编为新的第6师，并和新组建的警备第3旅一起，于1947年3月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1949年2月，解放军统一整编，9纵改称解放军第27军。27军在血战雷神庙、激战大青扬、打万第、反扫荡、反蚕食、解放烟台、平度等战斗中，先后歼灭日伪顽军7万余人；解放战争时期，27军在打莱芜、攻孟良崮、克周村、下潍县及参加济南、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中、先后与国民党“五大主力”中三大主力交手；抗美援朝时期，27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作战。在战争年代，27军先后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潍县团”“淮海战役一等功团”等59个英雄单位和387名英雄个人。目前，第27集团军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负责北京周边防卫，隶属北京军区。

1947年2月，为了保卫胶东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华东军区将所属胶东军区特务团和滨北、东海军分区各一个独立团组成第6师。4月，第6师改称第5师，又以西海、北海军分区各一个独立团和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组成第6师。9月，再以北海、滨海、东海军分区各一个独立团组成第7师。8月下旬，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先后参加胶东保卫战、潍县战役、攻克兖州。在济南战役中，第109团首先突破西南城垣，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31军先后参加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漳厦战役，在解放福建全省战斗中，歼国民党军3.7万余人。1952年5月，归福建军区领导。

1948年3月起，华东军区先后将胶东军区所属部队组成第5师、第6师，后又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又称胶东纵队）。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和所属第5、6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军。1950年11月，第32军番号撤销。

抗战胜利后，胶东军区部队扩编为山东人民解放军第5、6师。1945年10月，第5、6师及部分独立团共10个团的兵力进入东北，其中大部分11月被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1946年2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第4纵队成立后，参加三次保卫本溪作战，四保临江战役，东北夏季、秋季、冬季3次攻势作战。1948年1月，第4纵队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塔山战役中，4纵死守塔山，伤亡过半，断绝东北的国民党军与其它援军的通道，直接决定了辽沈战役的结局。1948年11月，第4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12月，第41军参加平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后，担负北平市的警备任务。1951年，第41军进驻潮汕地区执行保卫海防的任务。1979年，第41军参加中越战争。1985年，第41军改编为第41集团军。1994年组建驻香港部队时，“塔山英雄团”的一部编入驻港部队步兵旅。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第41军奔赴第一线，在湖北、湖南等地参加抗洪抢险。

纵观上述4个军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是威海起义的“火种”，引燃了胶东子弟保家卫国之民族情怀。威海起义在某种意义上堪比“武昌起义”“秋收起义”。既然“威海起义”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目前，“威海起义”在全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天福山起义”，很多人只知胶东有“天福山起义”，而不知还有“威海起义”。因此，我市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制作影视剧、开展理论研讨等方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