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本《文登县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谓文登最重要的一部历史文化典籍，是研究文登、威海乃至整个山东半岛自然、历史、人文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光绪本《文登县志》既遵循体例，更注重创新；因此，比雍正本和道光本体例更精严，内容更广博，文赡而事详，且绝少冗笔。光绪本《文登县志》采用随文设附和志末设附两种形式，全录或节录、选录包括旧志、碑记、墓志、序跋、辑文、杂记、艺文等内容，尤其是随文附录的文存和杂记内容，很好地补充正文的缺失，丰富正文的内涵，教化意义明显。本文选取人物、户口、赋役、风俗、祠庙、寺观等卷随文附录进行评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人物卷随文附录的道德教化作用

光绪本《文登县志》人物卷共选录唐、宋、金、元、明、清的乡贤、忠臣、孝子、节义、吏迹、文学、潜德等人物358人，分为3卷，随文附录碑铭、辑文、杂记、诗作、祭文等230篇，通过附录对人物的政事、逸闻和杂记进行补充记述，反映个人的思想和主张。例如人物卷记载的徐士林，文登爬山后徐家村人。出身寒微，“学问素裕，忠孝性成”，勤政爱民。历康、雍、乾三朝，三十余年“清勤敬慎，鞠躬尽瘁”，是清代有名的清官。1740年，升任江苏巡抚。卒祀京都贤良祠。徐士林精于断案，史书称他“治狱如神”，在他任知府、按察史、巡抚期间，明察详审，判了很多疑案大案，改正平反许多冤假错案，深得民心。随文附录碑铭4篇、祭文1篇、《国朝先正事略》《苏州府志》《山左诗钞》《苏州府志》《乡园忆旧录》等选录5篇、徐士林奏疏10篇、乾隆帝谕祭文1篇、徐士林诗作4首。这些附录从不同角度完善人物记述资料，随文选录的《苏州府志》记载有关徐士林为官之道，他赴任江苏布政使时，轻车简从，村仆3人，仅带些书籍而已。他反对“浮靡”之弊，力劝乡绅富贾厉行节约，为民表率，他“坐卧处布衾木榻”，曾在“沧浪亭”设五簋粗米饭，宴请乡绅，让百姓随意观看，倡导节俭务本。附录10篇个人奏疏，从中可看到徐士林德政思想认识。徐士林撰写的《德为善政　政在养民》，核心思想为“善政养民”，提出“养于临时，不若谋养于先事，以君养民不若仍使民各自为养”“勤以力农，俭以积谷，佐以酬剂虚盈之法”，和“以人力争地力”“人谋胜天时”“粪多力勤，耕耘以时者获倍之”等措施。他还提出，各级官吏要严守职责，廉洁奉公。告诫属员，要“曲尽居官之道”“德为善政”，要“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禁扰累，公出纳，防侵渔”。他不但一再向皇帝进谏这些主张与措施，还在自己管辖的地区率先实行。徐士林德政思想是系统的，首先有爱民恤民思想，《德为善政　政在养民》中“是必亲民之官，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为之上者”，倡导“亲民”和“民事为上”的施政态度；其次有忧国利民的思想。徐士林撰写的《辟四门　明四目　达四聪》中“体天地爱民之心以为心，虽万国咸宁，不敢谓民无疾苦也。”“不以一人之延揽为延揽也，而以天下之延揽为延揽也”，体察人民疾苦，努力安民利民；三是要修身养德，自我完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遵崇的信条。徐士林提到“圣性、圣学、圣德、圣功，一以贯之者也”，“独是府事皆言养，而必及正德者何？正人心即所以培固本，教固不在养外也。”，强调修身的必要性，学而践之，修已以敬，为政以德。修身要慎微、慎独，“天下事未有不起于微者，几之为言独也，天下事未有不始于独者”，要做到“细行必矜，小务克勤，凡防微杜渐，而所其无逸者”。这些附录深化徐士林德政思想的主题，为我们深入了解徐士林德政思想提供更深入、更全面的信息资料。

又例如人物卷记载的刘必绍，文登县文城人，明代著名藏书家和理学家。历任汝宁府通判，迁保安州知州，官至保定府同知。他在任职期间，施行德政，政绩显著。置屯堡6处以安边民，凿新渠30余里以兴水利。当地民众深受其益，人称“刘公渠”。随文附录刘必绍撰写的《知耻说》《又人须是识其真心说》《又敬说》等3篇文章，则从修身、修心、治学等角度，教化人们要择善而从，博学于文，涵养德性。刘必绍在《知耻说》中谈到“不为心斋而为口谈，不为实功而为伪学”“大勇由知耻而生，圣域由知耻而入。能省察，能涵养，能克复，能近里著己，自成自道，复我赤子之心”。教化士子依圣贤标准要求自己，不慕虚荣，突出修心、治学的重要性。刘必绍在《又敬说》中谈到“主一而则去欲而存理，更不贰二参三，安有他适”，强调修身、治学更需要笃信而力行之，潜移默化，使其本心之明，逐渐达到圣贤所能作到的境地。总之，这些语言，直白质朴，晓之以理，教化士子知廉耻、懂礼仪、崇善思行，突出道德教化的作用。

二、人物卷随文附录的吏治教化作用

所谓吏治，是指官吏的作风和政绩，这里主要选取人物卷南京工部尚书丛兰和户部右侍郎于可讬随文附录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位明、清名臣的为政之道。从兰，登州府宁海州文登县人，明中期军国重臣，曾任户科给事中、右都御史、南京工部尚书等职，卒后被授太子少保。随文附录旧志选录3篇、墓志铭1篇、祠记1篇、序跋1篇、诗文2篇、丛磐奏稿1篇、丛兰奏疏8篇。其中丛兰撰写的《清宁宫灾六事疏》是很重要的1篇奏疏，清宁宫灾事件发生背景是朝中太监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后宫宠臣投机钻营，中饱私囊，扰乱朝纲。丛兰在清宁宫火灾爆发后，不失时机地向明弘治帝“疏陈六事，极论芳等罪”，文中对朝中邪恶之辈极尽斥责，疏道:“今日之务在惜人才、慎举错、宽民力、惜畿民、抚边戌、遵官制、警怠玩、去贪残元恶”，恳请弘治帝一是要爱惜存有微小过错的人才；二是吏部官员要秉心至公，为国荐贤，考察官员要多方咨访，循名求实，不可因一字褒贬以为据；三是宽用民力，对一些苛捐杂税要及时停征；四是及时补缺左右司郎、左右清直郎、左右司谏言官职；五是揭露太监梁芳、韦兴等奸党结党窃夺、祸乱宫廷等罪恶，林凤、崔志端等遂被罢黜。丛兰由此声名鹊起，朝野颂扬。丛兰撰写的《崇实行以弭灾异疏》则指出戍边军士的待遇问题，“天下之最苦者，莫甚于军士；军士之最苦者，莫甚于国戌”，边塞赋高役重，民不聊生，很多戍边军士弃逃他乡，为此他提出停免灾伤、从便收受、查发帑银、议复旧规、分豁重并、释放充发、变卖抄没、区处茶盐、禁革侵欺等举措，改善戍边军士待遇。丛兰另外3篇奏疏《添设将官以防边患疏》《修设砦堡以防边患疏》《预防边患疏》等，则提出增设镇守将官、添设游击将军、各堡设总官总管、七堡设守备统管等奏议，以使戍边官军有统管，战守有人，责任既专，号令易行，而边备和地方安全就有了保障。这些建议切中要害，可有效整饬吏治腐败，很有借鉴和教化意义。

人物卷记载的于可讬，文登大水泊人，顺治乙未进士，历任江西抚州府推官、工科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和左侍郎等职，在任期间，他广采百姓呼声，针对民众痛恨之事重法除之，举州称颂，百姓感其功德，为其建“清风碑”。后被顺治帝委以重任，周历六科，临朝供职，多所谏言，所言恤民力、裕国计、惩贪酷、严甄别。正文后附录墓志铭2篇、清风碑亭记1篇、序跋2篇、奏疏6篇、崇祀乡贤诗1篇。其中，6篇于可讬的奏疏引经据典，陈说利弊，对整顿吏治有明显教化作用。于可讬在《惩贪黜蠹疏》提出“法则善而奉行未必尽善”，强调吏治执行力的重要性，其措施一是督、抚、按互相纠劾，上级巡查要据实报告，各级互相制衡，循名责实，防止相互袒护，推卸责任；二是委用署掌要有定例，从邻近县或从本府中择优才来接任署掌，防止投机钻营者堕坏名节；三是严管掌派钱粮的县总里书。上级巡查时须将典吏与县总里书一同考核，将县总等钱粮正簿及所存之私底簿当场收缴，两相对照，真相一目了然，并严惩舞弊者；四是严惩将驿站养马之银剥充私囊，而将养马之责摊派给民众的县官。这些措施立竿见影，教化作用明显。于可讬在《预征苦民疏》痛感“国家岁有常贡，岁征一岁并征二岁焉”的预征之弊，“彼小民终岁勤动，所获粟不数石，公家之输将输此也，八口之待哺哺此也；走市上而粜租粮，竟日钱不成千，除完公之外，糊口无几”，预征之弊事关民生之命。于可讬立即向顺治帝奏陈，恳请思生民利害，从体察民生角度整顿吏治，去除弊端，让百姓休养生息。其中，于可讬谈到整饬吏治的关键点，“惩贪而务去塞贪之源，除蠹而务去蠹之大，皆从吏治民生起见”，确是难能可贵。

三、户口、赋役卷随文附录的警示教化作用

光绪本《文登县志》户口和赋役是相邻的两卷，户口卷正文仅记载：“光绪十五年，阖县6都50里1318村庄，共35271户，大小男女228070名口。”文前附录说明此数据是根据光绪十五年（1889年）编查保甲户口册得到的数字，应该是相对真实可靠的。同时记载是年“地不加增，而生齿日繁，仰事俯畜之资，日艰于一日，不待言矣”。说明当时劳动生产力低下，人口增长较快，土地供给和人口增长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赋役卷记载：清光绪年间，“文登县旧管原额大粮一例地6443顷22亩7分，每亩征粮4分1厘7毫8丝8忽6微1沙6尘1渺，共征银26925两3钱4分4厘6毫2丝1忽6微5纤3沙5尘”。钱粮数极其精确，甚至到毫、丝、忽、微、纤、沙、尘、渺的程度，赋役之弊可见一斑。

文后附录《壬子志》记载：“明初则壤定赋，天下无论已。山东土田大约皆以三等计，三亩折亩，至矣尽矣；而五亩折亩，唯文邑为然，合作六千四百四十三顷有零之所由始也。折亩之亩，既倍于他邑，三等之名，复不列于简编，良以文邑地近海滨，在在沙碛，举全地大亩之二，亦未足当地邑小亩之一，故轻减如此，民犹不免于流亡”。说明文登县因土地为沙碛，粮食产量较低，导致有些民众已不能依靠土地为生的情况。附录《壬子志》又记载道：“且所谓六千四百四十三顷之数，清丈之始，即包有海套、河湾、高陵、旷野、荒林、古墓在内，全邑之境尽于此矣，全境之地尽于此矣。此后抛荒一亩，即于六千四百四十三之内少一亩之数，开垦一亩，即于六千四百四十三亩这内复一亩之数。以此观之，海水皆纳粮之地，山颠尽供赋之区”。这说明征粮地6443顷也仅是个虚数，可问题不仅仅虚报土地征粮这么简单。附录《壬子志》还记载道：“乃数年以来，各项俱有裁扣，而税粮犹苦逋欠，皆由以额内有数之荒地，捏为额外无名之开垦，且开垦尽属子虚，而以熟地包报垦之税；逃亡未尽豁除，而以实丁包空丁之徭。六千四百四十三顷之数，有名无实；二万七千四百馀两之银，一增不减，以致民穷财尽”“按簿有粮，核实无地，粮长而地并未长，赔累之里甲，屈指可数”。逃亡民众更加重耕种土地民众的负担，以至感叹“今天下亟恤民困矣，而文邑之民之困，更有可太息流涕者”，从上文可以看到，清末光绪年间，文登赋役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人口、土地、苛捐、杂税、亩数虚报、赋役转嫁等问题，统治者欲壑难填，农民与官商矛盾已不可调和。

赋役卷后附录《记典肆始末》，节录于林培玠撰写的《废铎呓》。从农民融资的角度进一步反映文登百姓艰难度日的现状，延伸前文的记述内容。整篇文章围绕文登农民缺钱这个关键问题展开，“文之地滨海，地瘠民贫，力田多而逐末少，所赖以适用者，惟典肆而已”。农民依靠典当行维持生活各项基本开销。典当行兴起时，“通计国税儿及千金，利民如左右手”，文登“乡民败裘敝囊及穷袴袜履之未著者，俱可质钱，无不可当之物”，百姓遇到婚丧或急难事，就从典当行融资解决问题，典当行利息三分，每年交纳税银五两，官府丝毫不加勒索，差役也绝不登门，对国家、商人及民众皆有利。但到乾隆三四十年后，开大典当行的商人与官吏相互勾结，压低小典当行的收入，迫使小典当行纷纷倒闭；嘉庆六年文登遭遇大饥荒，新任县令和大典当行借机对农民敲诈勒索，农民、世家大族、士子皆受其害；甲午年之后，文登又屡遇饥年，大典当行乘机减少付出抵押物品的钱，又利用“套粮之法”的高利贷手段，低价买、高价卖粮食来盘剥农民。文登农民终年辛勤劳作，粮食（甚至土地）全都进了奸商的囊中，家中一贫如洗。典当行成了奸商和官吏牟私利的工具。篇末反问：“夫典肆原以利民，何独至于文则利弊适均？”文章让人反思，有明显的警示教化意义。

四、民俗、祭祀卷随文附录的社会教化作用

光绪本《文登县志》风俗卷正文前附录《元史·地理志》《天启志》等旧志记载文登县历史相沿的风俗：“民多朴野，性皆犷直”“近海早寒，商贾不通。传习圣人之书，男耕读、女纺织，人罕逐末。俗尚幽贞，质掩其文，有葛天氏之风”。而至光绪年间，“风俗与化移易”，“婚礼不用乐，丧仪一准家礼，士夫家不作佛事，亦不拘阴阳风水家言，停柩缓葬。故家世族皆建堂以时致祭。”正文后选录《废铎呓》的记载：明末，政烦赋重，民不聊生。一是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别之悬殊。文登百姓往往弃其田庐，客死异乡，甚至甘当有显赫名声家族的奴仆，来规避徭役，大片土地被几个巨族世家兼并，多数农户“挥锄而负贩，悬犁而持筹，人多地少，势使然也”；二是土地边界不清，官府不能秉公断案。各乡养牛所用的山田牧场四至边界不清，而官府往往偏袒一方乡民，为此各乡民众为土地争斗常拼死相殴，酿成命案；三是恶俗流行。出现相沿多年“打旱魃”的恶俗，遇到大旱年，民众就寻找有微湿的新坟土，指以为“魃”，聚众数百人，掘其开棺，毁尸碎骨，偶然遇到大雨，就以为很灵验；四是赌、匪、盗猖獗。每年初春山会期间，恶棍赌徒设帐引诱愚弄百姓聚众赌博，匪、奸、盗也乘机肆意横行，“小者倾家，大或激成命案”。多数百姓生活窘迫，以至世风日下。卷末附录邑人林钟岱所撰的《查办匪徒疏》，举出多起有确据的实案，延伸风俗卷前文的记述，进一步阐明问题的根源。提出匪徒抢劫民众、赌棍引诱良民“皆因地方官于民间公事付之胥吏，而胥吏以地方之害为利”。加之距省城较远，百姓无法上控，大吏无从觉察，文登官匪勾结，越发恣意乱为。这篇奏疏将文登存在的赌、匪、盗根源直接指向地方官对民众利弊漠不关心，“纵役窝贼”；以期当政者惩治窝贼，端正风气，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责任。

祭祀典礼与民俗活动不同。祭祀一般是由官方倡导组织，按照具体的典章制度举行。祭祀的对象也由官方认定，颇有教化意义。光绪本《文登县志》祭礼卷分祠庙和寺观两卷，据记载文登县长期供奉的庙宇、祭坛就有109处，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邑厉坛、城隍庙、文昌阁、刘公庙、天宝宫、灵塔庵等，其随文附录亦是教化意义明显。例如祠庙卷记载的毕太仆祠，文后附录常熟邵亨豫《毕太仆祠记》和邑人于昌遂《谒毕太仆祠》诗，记述高邑知县毕世榕的事迹：毕世榕，文登县人，任职京城附近高邑知县，同治癸亥年（1863），北方流贼进逼高邑县境附近，为避免流贼屠杀城内存留的百姓，毕世榕亲率二千壮丁与流贼激战高邑城外破塔村，因寡不敌众，不幸遇难。而流贼恐于城内有备，转走他道，从而保全城中百姓。后被追授太仆寺卿，《毕太仆祠记》记载：“然公不死，贼不去，而百姓之死将不胜计，固知公之死为百姓死也”，毕世榕为民慷慨赴死的事迹感人至深，令人肃然起敬。　

结语

综上所述，光绪本《文登县志》随文附录纪实存史，拾遗补缺、完善内容，深化主题，有着明显的教化作用。首先是正面引导作用。无论是劝谕士子，警示和开导官吏，还是祭祀先贤，都充分体现“民惟邦本”“吏为民役”的儒家文化思想，教化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实施“德政”，使人心回归正道，具有正面积极作用。其中，人物卷附录的内容，带有个人的情感、认识和思考，以求达到“德教”“施政”与“修身”合一，具有重要的育人和引导意义。其次反面警示作用。户口、赋役、风俗卷附录文章揭露积弊、恶俗和盗、赌、奸、匪恶行，资政辅治，以期引起当政者实施自上而下地整治、惩处和改革，除莠安良，建立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担负起社会教化作用。再者附录内容包含丰富的政治、经济、人文等信息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可还原清末光绪年间文登县民众真实生活场景，为研究文登历史生活特色提供史料支撑和研究基点。附录内容选择和编排方法亦可为当代修志附录编写，提供历史镜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