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志是记载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状况的重要典籍，旧志中保存的丰富史料，可以为我们研究、了解当地某一行业的历史发展提供比较可信的资料依据。本文主要根据威海境内现存的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光绪《文登县志》、道光《荣成县志》、乾隆《威海卫志》等旧志对学校教育的记载，研究明清时期威海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

一、地方教育机构

明清时期官方教育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地方官学按照行政级别有府州县儒学和社学。除官学外，地方上还有大量的书院、义学等非官方教育机构，它们与府州县儒学、社学等官方教育机构一起构成地方教育体系。明清时期，威海境内的地方教育机构主要有县（卫）儒学、社学、书院、义学等。

（一）县（卫）儒学

儒学是旧时供生员读书的学校，地方有府州县三级儒学，县级儒学称为县学。由于很多地方官府把儒学和孔庙建在一起，因而也称文庙、庙学、学宫。儒学的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在县一级行政区划内只有一处，即县学。因为明朝威海境内设有威海卫、靖海卫、成山卫三卫，所以相应地建有三处卫学。

境内有记载的建立最早的县学为文登县学。据光绪《文登县志》记载，文登县学始建于宋庆历年间，建炎(光绪《增修登州府志》作“靖康”)中毁于兵火，金大定年间迁建，此后历经元明清三朝数次重修，特别是明清两朝，明洪武、宣德、弘治、嘉靖、万历、崇祯，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都对县学进行了重修。可见明清两朝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明史·选举志》：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各州县开始普遍设立学校。光绪《增修登州府志》记载，成山卫学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明万历、天顺年间和清顺治、康熙、嘉庆年间进行了重修、增修，明嘉靖、天启年间两次迁址，清雍正十三年（1735）裁卫后改为荣成县学，乾隆、嘉庆年间进行了重修。光绪《文登县志》记载，威海卫学和靖海卫学均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威海卫学在明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多次重修、增修。靖海卫学在明嘉靖、万历和清顺治、康熙年间重修、增修。清雍正十三年（1735）裁卫后，二者均归并文登县学。威海境内明朝设立的县（卫）学，均跨越明清两朝，两朝的地方官员都积极参与县（卫）学的维护、增修、重修。

（二）社学

社学为元明清时期建在乡镇地区，专为平民提供基础教育的基层地方官学。社学创始于元朝，明朝延续元朝的制度。《大明会典》卷七十八记载：“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十六年，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威海境内关于社学的最早记录为明万历年间设立的文登社学。据光绪《文登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文登知县李需光设立文登社学，在城间设东隅社学、西隅社学、南隅社学、北隅社学四区，在乡间设温泉社学、云光社学、新汪社学、甘泉社学、迎仙社学、管山社学、朝阳社学七区，“择师儒稍通文艺者，请于督学，给冠服，免差役，俾专心训诲焉。凡民间子弟七岁以上皆育于中……”以上社学在志书成书时俱废。

清代对社学的建立更为积极。康熙九年诏令凡府州县每乡均设置社学。雍正元年提出凡在社学学习成绩优秀的，经考试可升入府州县学，若成绩不佳，则被退回原社学。光绪《文登县志》记载，雍正二年（1724），文登知县王一夔遵设王公社学，于北乡旸里、南乡宋村、西乡泽头、东乡桥头各立一区，延师训课。志书成书时俱废。清顺治、康熙年间，威海境内先后设立多处社学。乾隆《威海卫志》记载，清顺治年间教授张联箕设立广翕社学，顺治年间邑致仕训导戚景鳃设立九容社学，康熙十四年（1675）守备李标设立李公社学，康熙三十五年（1696）知县朱应文设立朱公社学，康熙四十九年（1710）守备韩公远设立韩公社学。这些社学在志书成书时已废。

（三）书院

书院是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体系，书院形成制度是在宋朝。与宋代书院不同，明清的书院主要是为科举考试而设。据光绪《文登县志》和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威海境内的书院主要有长学书院、文山书院、崇文书院、昆阳书院、成山书院等。长学书院为东汉经学家郑玄讲学之处。文山书院明天启年间由知县解启衷将广教寺改建而成。昆阳书院为清康熙年间蓬莱贡生黄霁芝所建。以上书院修志时已废。光绪《增修登州府志》记载，成山书院清嘉庆十四年（1809）由知县张畲建。光绪五年（1879）经知县孙符乾重修。境内书院存续时间最长，校舍、学田规模最大的为崇文书院。据光绪《文登县志》记载，崇文书院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由知县朱应文捐俸设立，后于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经知县、乡绅多次捐资重修、增修，同治五年(1866)更名为文山书院（原文山书院已废）。崇文书院存续200余年，校舍20余间，学田640余亩。

（四）义学

义学也称义塾，一般设在乡村，靠官款或捐赠等形式设立，免费为贫家子弟提供教育。义学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明清时期，义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清代，由于政府的提倡，义学广为设置。光绪《文登县志》记载的义学有文登营官义学、靖海义学、香峰书屋，均为清朝设立。文登营官义学清道光年间由副将梁胜灏、署都司徐英扬设立，“为兵丁子弟讲读圣谕之所”。靖海义学咸丰三年（1853）由署巡检任柏设立。香峰书屋道光间由太学生周莲浦创办，“置田四顷”（见《废铎呓》）作为学田，延师令寒士往读。乾隆《威海卫志》记载义学两处，一为光绪十一年(1885)邑人吴鹏程所建，一为光绪十七年(1891)水陆两营所建。道光《荣成县志》记载义学两所，一在城内潮音寺，一在崖头集。

二、地方教育机构经济来源

境内学校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学田地租和存款利息，另外还有士绅捐助等其他经济来源。

（一）学田地租

府州县学通常都有固定的学田作基金，学田地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经济支柱，是教师薪俸和学生补助的主要来源。如光绪《文登县志》记载“崇文书院原学田六百四十余亩，所收租粮为延师束修”。

官方拨付是境内官学获得学田的主要途径。光绪《增修登州府志》记载：“成山卫学田旧附文登，裁卫立县拨威海卫耕田为学田，共九亩八分。”乾隆《威海卫志》记载：“威海卫学田，明万历十三年，巡抚李清查官地共一十二段积地七十亩四分一厘三毫，送学收租。”道光《荣成县志》记载成山书院学田“旧有地十一亩，粮银二钱存官未经安置，嗣有福泉寺入官地一百五十五亩四分八厘，粮银三两四分九厘九毫五丝。道光二十年知县李天骘议定将前后地亩统归书院。”除学田收入，个别学校还有草场收入。据光绪《增修登州府志》记载，文登营官义学道光间“副将梁胜灏、署都司徐英扬建并捐官山草场一区以供经费”。

捐款购买是获得学田的另一途径。据光绪《文登县志》记载，靖海义学咸丰三年署巡检任柏“将旧有义田三十余亩建立义学。每年所出租息作延师束修之费。光绪十六年，署巡检徐家相因租息不敷延师之费，复劝捐制钱壹百余千，置买田产，归并义学”。光绪《文登县志》记载文登县学“明万历四十六年奉文发银六十四两，买地一百二十亩……只招垦成熟地四十二亩三分二厘”。

（二）存款利息

存款利息是学校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境内学校存款来源主要为私人募捐。劝捐所得制钱，用以生息，是地方教育的另一经济来源。光绪《文登县志》记载，文山书院“光绪十六年，署县事许源清劝捐制钱一千六百千,发当生息，诸生始有膏火。同治五年，知县陈汝楫劝捐制钱二千余千，将崇文义学拓充，改为文山书院。所捐钱文发交各当生息，每年共得息钱二百八十余千，为考课生奖赏膏火之资。”同为光绪《文登县志》“以（崇文书院）学田所入不足供束修之半，（何燧）集绅士议捐五百金，召商生息，以资师生膏火。其后，以积年所息，买山后庄田二百四十余亩，至今不废”。

（三）士绅捐助 

士绅捐款直接用于修建、扩建学校。如对崇文书院的维修在光绪《文登县志》中多处提及。何燧，乾隆四十二年知县事，“邑中崇文书院仅存遗舍，捐俸修葺之”。“（乾隆）五十三年，邑绅增修房屋数间，规模略具。嘉庆末学舍倾圮，邑人于丕绪重为修葺，延师主讲，至今不废”。 

三、地方教育建设者

地方教育建设的主力为地方官员和士绅，特别是地方官员，他们或直接创建学校，或增加学校设施，或重修、增修学宫。如朱应文，康熙三十一年（1692）知县事，“创置崇文书院于城内，捐俸买马家庄地二百六十亩，松岚一分，为延师修脯计”。李标，康熙十三年（1674）任威海卫守备，“创义学、社仓，设药局，建文笔峰开巽方，学署、射圃以次修举”。武光祖，顺治三年知县事，“讲学劝农，征粮有法，重修学宫，整饬祀事，严行保甲，盗贼屏迹”。

很多地方官员为学校募集款项，增加设施，补贴师生生活。邵沆，康熙九年（1670）知县事，“时学宫就圮，沆出俸金倡捐修葺之”。何燧，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县事，“以学田所入不足供束修之半，集绅士议捐五百金，召商生息，以资师生膏火。其后，以积年所息，买山后庄田二百四十余亩，至今不废”。

一些地方官员还亲行教化。李需光，万历十二年（1584）知县事，“勤讲课，恤疾苦，文风日盛，民居安堵”。郑维嵩，乾隆八年（1743）知县事，“士子课艺，择其佳者亲评考之”。蔡培，道光二年知县事，“邑中崇文书院渐就废弛，培力加整顿，躬亲考课，劝勉多士”。任柏，咸丰三年（1853）署靖海司巡检，“设义学以教民，并捐俸金助之。作《劝孝歌》《惜字歌》，令童子入署，默诵者奖以钱文”。

从上文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县（卫）学、社学、书院、义学等地方教育机构构成威海地区的学校教育体系，官员、士绅是推动地方教育发展的主力，学田地租和存款利息是两种相对稳定和长久的收入来源。学校教育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化民众，改变民风。明万历年间文登知县李需光在《新建社学记》中写道：“向常赭衣跣足，今则揖逊端严如成人矣；向常杂剧追呼，今则声咏音乐如彦士矣；向常手不持书，今则手不释卷如文儒矣。”充分体现了学校教育对民风、民俗的改变。二是科举考试成就斐然，文人辈出，“文登学”扬名海内。据《文登进士》记载，明清两代文登有66人荣登进士榜，是同期全国各县平均数的2.3倍，其中8人入翰林，5人任巡抚、尚书。清顺治十二年（1655），文登创造了一榜七进士、于氏父子同榜、刘氏兄弟联镳的科考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