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奉天海城（辽宁省庄河县）人。 历任县丞、知县、知州、布政使、巡抚、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职。作 为地方官员，李秉衡的文治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有“北直廉吏第一” 之称；而对其武功却褒贬不一，在他一生参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 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三大战事中，惟中法战争中贡献突出，得到 一致好评；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李秉衡却饱受争 议，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战争的参与者及后来的研究者对其赞少贬 多。少数赞者认为李在筹办海防中“恪尽职守”，且不乏“英明”之举； 而更多的贬者则斥责李在兵力部署、调度、増援等多方面存在失当、 消极，甚至渎职行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视角不同，往往有所 偏颇。为此，笔者认为对李秉衡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 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只有这样，才能还原 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从历史人物的 功勋或过失中吸取经验教训。

一、甲午战争临危受命

19世纪末，在明治维新中崛起的日本“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 于四方”[日本天皇睦仁：《宣扬国威宸翰》。]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当时，其扩张的首选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年）， 日本不断对中国进行挑衅。七月初一（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山东半岛之威海卫因大清主力舰队北洋海军驻泊于此，在甲午战争爆 发后很快被阴云笼罩，半岛沿海防务的紧迫性陡然升级。就在此时， 深受清流派掌权人器重的李秉衡临危受命，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本 是安徽巡抚（1894年5月份任命，未到任），在战争将临时与山东 巡抚福润对调，可见朝廷对他的信任。9月11日，李秉衡抵达山东 省城济南，“将省城诸事稍微料理”后，“即循青州、莱州两府经至 登州部署防务，并巡阅胶澳、烟台、威海各炮台防营”[《奏报驰赴 登州筹办海防出省日期片》（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一日），《李秉衡集》 (上编奏议），第202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 北京第1版。]，然后设指挥所于烟台，居中指挥调度。

当时，驻防山东半岛的清军分属两个系统：一是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李鸿章的北洋系，包括丁汝昌提督的北洋海军，戴宗骞、张文宣 统领的绥军、巩军、护军，以及张金彪所带嵩武军。北洋系除张金彪 部驻烟台，其余驻威海卫。二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东军”，即山东 部队，包括半岛原驻军，及甲午战前和战争期间募集的新兵。驻威海 卫之外的山东半岛沿海。

这里要强调的是，日军入侵山东半岛和入侵辽东半岛的目的不 同，入侵山东的目的不是领土占有，而是消灭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 曾经的亚洲海军老大北洋舰队（或许这就埋下李秉衡的“东军”不 全力救援杀敌的伏笔）。北洋舰队驻威海湾，东面有刘公岛和日岛天 然屏障，南北有两帮炮台群，正面防守非常严密，虽然北洋系守军不 多，但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正面进攻几无可能达到目的，但 如果日本陆军从后路进攻、海军在正面呼应，形成夹击之势，则北洋 舰队非常危险。大清政府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故决策者试图 増兵山东半岛加强沿海防务，保护好威海卫后路。威海卫后路在哪？ 其左右两侧海岸线都是后路。胶东半岛海岸线漫长，而驻威海卫北洋 系兵力极其有限，分兵防守漫长的后路海岸线绝无可能。为此，后路 防守任务李秉衡责无旁贷，朝廷此次派李秉衡到山东来，主要任务就 是威海卫后路防守。如果李秉衡能成功阻止日军进入威海卫，或者防 线虽破，但他己拼尽全力，那么李秉衡都将成为甲午功臣、民族英雄； 实际上，李秉衡在此次威海卫保卫战中布防上严重失当，阻击敷衍应 付，是威海卫后路很快失守，北洋海军腹背受敌，最终全军覆没的重 要原因之一。

二、在甲午战争中的功与过

临危受命后，李秉衡马不停蹄来到山东。到任之始，他向朝廷表 态：“惟有破除情面，殚竭愚忱，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奏 报到任日期折》（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李秉衡集》（上编 奏议），第193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应该说，李是怀着感恩之情的，也是有激情的，因此做了不少工作。 主要有五项：一是多措并举，筹集海防经费。他大胆改革，采取“裁 并局员，节省糜费”[《奏裁并各局片》（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李秉衡集》（上编奏议），第198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清理衙门库房凑挪经费，核扣官员养廉 银，向商户派捐、募捐，奏请截留本省应解京协各饷等方法，筹集了 可观的海防经费。二是整顿吏治，调整官员。光绪“二十年，东事棘， 召为山东巡抚。至则严纪律，杜苞苴。”[赵尔巽：《李秉衡传》，《清 史稿•列传二百五十四》]先后查办了一批贪官、恶官、庸官，选用 了一批“能力较强”的文武官员。通过整顿，増强了官员的责任意识， 调动了工作积极性。三是加强海防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能力。对山东 半岛海防进行了全面巡查，重点加强了登州防务，亲自筹划，修炮台， 挖壕沟，増大炮，筑土墙，提升了登州的防御能力。四是募兵扩军， 调整兵力部署。李秉衡就任山东后一个月就招募新兵8营，分驻胶澳、 荣成、登州，同时对原驻守清军各部进行驻防调整，充实了薄弱环节。 五是提出建“大枝游击之师”[《奏海防重要请添募劲旅折》（光绪 二十年十月十二日），《李秉衡集》（上编奏议），第223页，戚 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巩固边防防御之策。 虽因各方掣肘未能实现，但其战略构思和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湾 登岸后，李秉衡立即电饬驻荣成阎得胜、徐抚辰、戴守礼、赵得发等， “顷悉有轮船二十四只在成山游弋，想为倭轮，必图登岸。请即合队 前往力堵，何营不前，即为何营是问。杀贼必有重奖。”[《致荣 成阎分统等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秉衡集》（下 编电报），第897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 第1版。]同日，致电驻牟平酒馆的嵩武军分统孙万林，“倭船己在 成山开炮，请麾下即带本营并谭队拔往，合戴统领步步驰应。”[《致 酒馆孙分统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秉衡集》（下 编电报），第898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 第1版。]二十六日（21日），再命驻牟平上庄统领李楹、曹正榜，“请 各带两营备足枪炮、子药、干粮，即拔营东进，与接应孙分统合力择 要扼堵。”[《致宁海上庄李统领等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李秉衡集》（下编电报），第904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以上各部接电后先后分别按令行事。十二 月二十九日（1月24日），上述各部及威海统领戴宗骞派出的刘树 德部在孙万林的指挥下于荣成桥头石家河附近与日军前哨部队相遇， 并将其击退（阎得胜因其多次逃跑行为，被李秉衡严令处死）。截止到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秉衡对威海卫后路保卫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笔者查阅了一下李秉衡从1894年9月11日到任山东至1895年 2月7日退守莱州期间的奏议和电文，发现近5个月的时间里其先后 给朝廷发奏议50余折（片），给总理衙门、李鸿章及各地守将等发 电报近400封，其中包括请示、汇报、部队协调、命令下达、军费和 军用物资的调拨等各方面内容，可谓这一时期最忙碌的官员之一。

李秉衡自到任，至日军在荣成登陆这段时间里，确实是忙忙碌碌， 其在战争准备上算是“恪尽职守”，在决策上也不乏“英明”之举。 如果没有战争的检验，他可以写出一份漂亮的经验总结，但战争的过 程和结果，却无情地暴露了李秉衡对战局估计失误、指挥调度首鼠两 端以及救援不力等诸多问题。若把李秉衡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说得一 无是处，好像有失公允；但若要说他“对重大问题”有“独到看法” 或“很有见地和胆识”[于敬民、于丽：《甲午战争时期的李秉衡》。], 则有些夸大其词了。

1、战局估计失误。前面说过，李秉衡在甲午战争中的主要任务 是看好威海卫后路。威海卫后路有两个方向，一是东部荣成，一是西 部烟台至莱州一线。哪里才是日军最有可能的登陆地点？哪里是防守 重点？作为军事主官，李秉衡必须认真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加上缜 密分析，得出正确的判断。但是，他在巡查海防时，既不积极与威海 海陆两军沟通，又对威海驻军的意见置之不理。仅凭在半岛转一圈即 得出“山东海防以威海、登州为最吃重……。威海……，近十年中经 北洋大臣极力经营，己成重镇。……大致尚属完固。登州郡城……， 并无炮台巨炮，设守甚难”[《奏报驰抵烟台一带筹办海防折》（光 绪二十年十月十二日），《李秉衡集》（上编奏议），第219页， 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的结论，并据此 调整了兵力部署。调整后，威海卫以西至莱州一线共驻军32营2哨， 而威海以东的荣成仅驻军5营3哨（2营河防营、3营新兵，战斗力 可想而知）。由于“对战局也缺乏正确的估计，在布置上平均使用兵 力，因而造成了被动局面。”[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33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2、威海卫后路救援消极敷衍。十二月二十五日（1月20日）日 军在荣成登陆当天，李秉衡即得到报告，并向总理衙门汇报称“有大 股倭轮三四十只在海面开炮”[《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李秉衡集》（下编电报），第900页，戚其章辑校， 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二十七日（22日），再次向 总理衙门汇报称“此次倭寇约近两万人（实际3.46万人，包括夫役）” [《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秉衡集》 (下编电报），第908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 北京第1版。]。得知日军入侵后，李秉衡曾致电烟台以东所属各部， 要求待命増援荣成，但实施过程中可谓雷声大，雨点小，先说分五成 西路兵力支援东路，后来陆续被叫停，最终派去阻击敌人的只有驻荣 成阎得胜等5营（阎得胜等5营本来就是东路驻军）、驻牟平酒馆孙 万林2营2哨、驻牟平上庄李楹3营（未赶上石家河阻击战，即返回）， 再加上威海刘树德3营（属北洋系，为戴宗骞所派），各营按满员算 才6700人。以6700名缺乏训练的清兵抵挡“倭寇”两万，难道李秉 衡对清兵的战斗力真的有如此信心？否则为什么不悉数发兵全力迎 敌呢？他给盼援兵望眼欲穿的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的解释为，“西 路各营暂止开拔，防北岸正所以保威海也”[《致威海戴统领电》（光 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秉衡集》（下编电报），第907页， 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同日，他给总 理衙门的解释为，“此次倭寇约近两万人。昨复有倭船十余只在威口 外西驶，又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因之所派嵩武等营未能全趋东面， 转致西面空虚。……即省西盗贼充斥之处，及武定紧接津、沽，亦仅 扎数营。至后路暨省垣腹地空虚，万关紧要。威烟一有疏虞，则后路 省门全行决裂。”[《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李秉衡集》（下编电报），第908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应该说，李秉衡对戴宗骞的解释完全不符 合逻辑，如果东路日军只是小股部队，可能是疑兵，“两万”日军东 面压境，东路防不住，防“北岸”[指山东半岛北岸，即登州至烟台 一线。]何以“所以保威海”？而其对总理衙门的解释似乎还能说得 过去，其实在省垣和威海这两个保卫对象下，李更重省垣。问题是， 在当时局势下，省垣之危只是猜测的可能，而威海之危就在眼前， 李秉衡重省垣轻威海显然是从个人利益角度考虑，是不分轻重缓急。 1895年2月7日，在北洋海军孤军奋战，以待救援时，李秉衡致电 总理衙门“闻刘公岛水师覆没，倭船已西驶。恐其西窜，遵旨移扼莱州， 以待援兵，以顾全局。”[《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 十三日），《李秉衡集》（下编电报），第970页，戚其章辑校， 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事实上，2月7日之后，北洋 海军仍然怀着救援的希望，继续苦苦支撑了 4天，直至2月11日晚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于绝望中自杀后，北洋海军才放弃抵抗。

从李秉衡以上表现看，“不应约发援兵”[李鼎芳译：《肯宁咸 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丛刊《中日战争》（三），第323页。]、“明 欺同僚、战友”[陈悦：《北洋海军甲午战史》，第300页，吉林大 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只管“自扫门前雪”[孙建军：《李 秉衡是如何自扫门前雪的》，《北洋海军研究探微》，第249页，苏 州大学出版社。]等等所有指责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依据的。 “此次威海之败，亦由畋域之见太重也”[《高承锡呈文》，盛档三： 《中日战争》（下），第406—409页。]，则是站在中间立场评价 了李秉衡部和北洋系之间缺乏和谐的合作关系。

李秉衡，一个被称为“文武将才”的人，到了真刀实枪建功立业 的时候为什么如此平庸？作为主战派代表，在甲午战争中又是临危受 命，为什么在本应一显身手时表现如此消极、无为？是无能？无德？ 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文武将才”的言过其实

“文武将才”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对李秉衡的评价。这 个评价是源于李秉衡文治武功的实际，还是掺杂了翁个人的情感因 素？查一查李秉衡的个人档案，便可得出客观公正的答案。

“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初入赀为县丞，迁知县。光 绪五年，除知冀州。岁饥，发仓粟，不给。州俗重纺织，布贱，为 醵金求远迁，易粮归，而裁其价以招民，民获甦。越二年，擢知永 平府。部议追论劫案，贬秩。李鸿章上其理状，请免议，不获。时 称‘北直廉吏第一’。”[赵尔巽：《李秉衡传》，《清史稿•列传 二百五十四》。]从《清史稿》的记载，我们可见李秉衡在文治方面 确实深得民心，也得到很高评价。再看武功方面，李秉衡一生主要参 加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三大战事。从时间上 看，甲午战争前，李秉衡只参加了中法战争，在中法战争中，李的主 要工作是后勤保障，虽也参与指挥了谅山战斗，并获大捷，但这个大 捷是李秉衡、冯子材联合作战的结果（李为后援），也就是说甲午战前， 李秉衡并无独立指挥重大战事的经验，因而战略战术素养和作战指挥 经验并不丰富。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李秉衡在山东半岛防守重点确 定上的困惑了（假设其与北洋系的隔阂没有影响他的战略部署）。

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年6月）之前，山东半岛共有陆军24营 2哨（满员兵力12200人）。为防日军入侵，五月至十一月（6月一 12月），李秉衡及前任先后増募和调集35营7哨，总兵力达59营 9哨（满员兵力可达30400人）。虽然兵力増加了不少，但半岛漫长 的海岸线还是给缺乏战略部署经验的李秉衡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他 似乎没有足够的智慧破解这个难题，最后只得选择看似合理，实则平 庸的平均布防办法。具体为：荣成5营3哨、威海卫19营3哨（属 北洋系，不归李秉衡管辖）、宁海11营2哨、烟台7营、登州6营、 莱州8营、胶州3营1哨。这一布防，看似平均，实则把防守的重点 放在威海西路，以威海为界，西路共有兵力35营3哨（包括半岛南 岸的胶州），而东路却只有兵力5营3哨，虽然西路防守区域较东路大， 但从地理因素看，敌人从更接近内陆的西路进攻的可能性似乎要小得 多。朝廷认为西线烟台是对外开放的商埠区，日军一般不敢侵扰，李 鸿章及北洋系守军也认为日军“谅不来扑”，欲调孙金彪军协防威海， 李秉衡却以“烟守将只孙金彪一人，若再调往，无人守御，烟台必危” [《致天津李中堂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李秉衡集》（下 编电报），第949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 第1版。]予以拒绝。日军“倏忽东西”[《致威海戴统领电》（光 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秉衡集》（下编电报），第907页， 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的疑兵之计完全 打乱了李秉衡的阵脚，他生怕日军两路包抄。日军在荣成登陆的第二 天（1月21日），李秉衡再次致电登州“如见英、法等国旗号轮船 固不可开炮，亦须严对，恐倭或假冒攻我不备。”[《致登州夏统领电》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秉衡集》（下编电报）， 第903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为不 致西线有失，省垣危急，本来答应的东路増援也被叫停，以致被后来 众甲午战争研究者认定是对威海驻军的忽悠。由此看来，李秉衡文 治还行，至于武实在不堪“将才”之称。当然，若非要给他安上“将 才”之名，则李秉衡在山东半岛的战略部署和増援不力的动机就更值 得怀疑了，而其对甲午战争威海之战的失败要负更大的责任一渎职 之责！

四、帝后党争中的无奈

近年来，甲午战争研究者更多追究的正是李秉衡的渎职之责。其 理由是，如上所述朝廷和李鸿章及北洋系守军都认为烟台日军“谅不 来扑”，只有李秉衡认为西线重要，并屯重兵于西路，这样的兵力部 署，其主帅如果不是傻子，就是动机有问题。日军大兵从东线压境后， 李秉衡却只派小股部队应付，不肯全力救援，甚至在北洋海军苦撑待 援时，退出前线指挥阵地。“山东巡抚显然不愿意为了李鸿章的威海 而赔上自己的精兵”[陈悦：《北洋海军甲午战史》，第257页，吉 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似乎更道出了李秉衡在甲午 战争中失常表现的真正原因。

李秉衡素以清廉、公正著称。在中法战争中，“秉衡益节俭，汰 浮费，无分主客军，给粮不绝，战恤功赏力从厚。复创设医局，治负 伤军士，身自拊循之，日数四，虽末弁，亦延见，殷殷勖以杀敌报 国。”[赵尔巽：《李秉衡传》，《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四》。] 从李秉衡的后勤保障工作看，表现出很强的大局意识和协调能力， 谅山大捷的取得与他的协调与合作有着重要的关系。这样一个公平正 直、大局意识和合作意识非常强的人，到了甲午战争中，何以变得如 此没有大局意识，甚至不顾国家民族危亡了？中法战争中的李秉衡哪 里去了呢？笔者以为，在中法战争中，李秉衡是与同志加战友并肩作 战；而甲午战争中的李秉衡己经淹没在帝后党争的无奈中。

清末，光绪帝亲政以后，大清朝便逐渐形成帝后两党，为维护自 己的利益，两党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斗争。甲午战争中，两党间的较量 仍然不断。平壤和黄海战后，德籍洋员汉纳根为改变清军不善大兵团 作战的弱点，提出《练兵条陈》，得到光绪帝的批准，但实施过程中 却遭到后党的极力干扰。李鸿章的亲信胡燏芬以淮军“非不能战”（实 际上在朝鲜、辽宁战场一再溃败），也“不乏将才”为由坚决反对“练 兵”，最终导致汉纳根的练兵计划胎死腹中。由此可见，帝后党争甚 至到了不讲是非原则、不顾大局的地步。对于甲午战争，帝后两党分 战、和两派。李秉衡为帝党，李鸿章为后党，分属两个政见绝对相左 的利益集团，在清末军队集团化的背景下，让帝党（主战派）辛辛苦 苦建立的部队去保护后党（主和派）所属的北洋舰队（李鸿章始终坚 持“保全坚船为要”）究竟有多少积极性？况且，帝党的翁同龢（李 秉衡的举荐人）与后党的李鸿章还有极深的私人恩怨，李秉衡赴任 山东途经天津，表面上是去“晤北洋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臣李鸿章， 会商海防事宜”[《奏报到任日期折》（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李秉衡集》（上编奏议），第193页，戚其章辑校，中华书局，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实际上不过是“查其精神气体有无衰 病情状”[《光绪军机处事由档录要》第6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5月版。](翁同龢根据门生文廷式的建议交给李秉衡的任务）。 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下，两个利益集团仍勾心斗角，想让李秉衡与李鸿 章构建中法战争其与冯子材那样和谐的合作关系，想让李秉衡在威海

卫保卫战中积极迎战，倾力保护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实在也难！由此， 清廉、公正的李秉衡作出些不符合他人格的事来，似乎也可以得到合 理的解释。

当然，在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作为华夏子孙不管政见 有何不同，都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笔者无意为李秉衡的过错开脱 责任。但，甲午战争之后，历史又多次证明，只要存在派系，必定难 以做到团结一心，并肩战斗，这才是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必须吸取的 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