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沉重时期，中国这艘巨轮的破冰之旅正艰难行进。超负荷且高速行驶的列车，由于惯性、制动等因素，不可能做到戛然而止。

两年徘徊前进（1976年10月—1978年12月）是因为阻力，阻力成因是“两个凡是”。那么怎样看待这个不算太长却很特殊的时段？邓小平同志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2页）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长时期“左”倾错误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对拨乱反正工作造成了严重障碍，致使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现将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做一梳理。

一、揭批查“四人帮”与“左”倾方针的延续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之后，连续发出“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开展了揭批查运动，三个阶段的重点是，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批其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揭批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同时，把揭批与清查结合起来，开展了“双打”(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斗争，对“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进行大清扫。尽管当时在指导思想上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对“四人帮”的揭批被局限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肯定的范围内，但毕竟使局面得到了改观。

二、“两个凡是”方针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党内外同志产生了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的强烈要求。但是，这种要求遇到了严重阻碍。作为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没有及时顺应这一客观现实，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两句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被称为“两个凡是”）。

早在1976年11月28日，山东省委在下发的《宣传要点》中，把“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凡是毛主席、党中央作了结论的问题，一定要坚持。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听信和传播小道消息”，作为必须严格执行的一条纪律，烟台地委对此也有专门要求。为了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澄清思想混乱，解决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自1978年5月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

境内各县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于1978年11月。由于山东各级在思想上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还没有上升到拨乱反正的高度，面上的讨论并未广泛开展起来。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在青岛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基本建设，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补课，要好好解决。此后，山东各县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补课。

三、继续“两学”（学大寨、学大庆）与新“跃进”

1976年12月至1977年5月，先后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工业学大庆会议。农业生产有了恢复性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对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进行深刻总结，对经济好转的形势又估计过高，结果使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情绪再度滋长，以致又发生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

1977年至1978年，各县市都新建了一批高产稳产田，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增加15080公顷。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为保障农业丰产丰收起到了一定作用。从1974年秋天开始，各县市相继成立了“战山河”指挥部。根据地委的相关要求，各县市纷纷规划项目，组织力量，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文登县安排了米山水库东干渠续建、昆嵛水库新建、南桥闸改建等3项县办水利工程。荣成县全力抓了八河港湾水库建设。乳山县重点抓了白沙口潮汐发电站的配套工程建设，时为国内最大的一座潮汐发电站。

《中共山东党史》二卷重点介绍了威海市实行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发展工业的经验。从1971年4月开始，威海市先后有9个市属企业利用农村空闲房屋和闲散劳动力，建立了16个加工点，开始工业产品向农村扩散。市委、市革委成立了产品扩散办公室，开始了全市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城乡协作，推行工业产品扩散，主要方式是城乡协作一条龙、工序或零部件扩散、完整产品扩散。借助产品扩散，威海的塑料工业、地毯工业等得到较快扩展。

四、初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

“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抓紧处理这些案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国家政局的稳定。1977年12月，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于次年3月至4月，中组部分3批召开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落实干部政策。

党的政策的落实开始于对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1978年4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到1979年底，摘帽和安置工作基本结束。自1978年4月起，各县市委对反右派、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作了全面摸底和排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数以万计的受害者打开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从巨大的政治阴影中解脱出来，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报效党和国家的热情。

五、破除“两个估计”，迎来科学和教育的春天

教育、科技等领域是十年动乱的“重灾区”。1977年8月4日，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建国后的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78年3月，党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提出“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由此，教育、科技领域一扫阴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高等院校停止了招生。1970年6月，改为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年9月，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2月18日，考生参加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文登有866人、荣成有460人、乳山有377人、威海有53人考入大中专学校。文登县录取人数居全省首位。

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后，各级先后召开科技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科技先进单位、个人和科技成果，推动科技战线出现了全新局面。乳山县中学教师王敬东，1952年参加教育工作，业余从事科普创作。1963年出版了科普书籍《蜜蜂的故事》，受到欢迎和重视并受邀参加《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的编写。“文化大革命”中，王敬东被下放到一所偏远的中学养猪。他一边养猪，一边继续搞科普创作。他说：“应该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科学知识。眼下的形势只是一种被扭曲的特殊情况。”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完成了《田园卫士》《荧光闪闪》《绿叶之谜》《奥秘揭开之后》等科普书籍的初稿。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王敬东重新登上学校讲台。

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谱写改革开放崭新篇章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深远意义、标志伟大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为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工作重点转移，切实把农业和工业生产搞上去，山东省及各县市逐步调整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调动起农民和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从此以后，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境内各县市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新兴之路，开始谱写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