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打击了国民党的进攻气焰，加上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红军的“围剿”。为了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当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所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的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人采取的新策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然而，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深受“左”倾思想指导的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这种将两个拳头分开打击敌人的计划，只能突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红军也因此丧失了准备反“围剿”的宝贵时间。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来到瑞金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完成革命事业，但是他并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的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主张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这是一个严重的“左”倾错误。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博古、李德等震惊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急。红军主力在洵口同敌人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人坚固阵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人的堡垒和主力之间，遭到很大的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北线进攻作战受到挫折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战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反戈一击的事变。临时中央如果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博古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施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取周恩来的正确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由于受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这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

后来，李德利用各种办法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军事指挥上“左”的错误更加严重，使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策略方针，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进攻面前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损失。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由于李德坚持主张广昌保卫战，致使不但广昌失守，而且造成红军势力的大大削弱。广昌失守后，根据地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已经很难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了。

总的来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临时中央“左”的错误，以及在这种错误指导下制定的错误军事方针是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